Steven Yearley提到，他曾研究Sheffield的空污管控爭議，其中有科學家提出一個空汙監控的模型，想以此模型紀錄、預測空氣汙染的情況。但在地民眾指出，這個模型有一個預設是：當地的工廠會按照法規規定的時間與總量來排放—科學家除了沒有足夠的經驗證據做此預設外，有親戚在工廠工作的在地人也表示工廠常在規定時間以外或無監測時排放廢氣。[1]
科哲過去有不充份決定論題，Irwin與Wynne進一步指出科學提供的框架不可避免地既是技術上的也會是社會上的，在上述案例即可看到科學家提出的模型有一個關於社會世界的輔助假設。如果這是對的，這個案例揭示了常民可能可以對於社會的了解，加以修正科學家的模型或預測—這是一個技術上的貢獻。這種"citizen expertise"，既不屬於interactional expertise （ex. Act up）也應不屬於contributory expertise（ex. sheep-farmers，對於羊群、土壤有技術上的了解以做出技術上的貢獻）？這或許是Collins' SEE架構中所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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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ven Yearley, 2005."Experts in Public: Publics' Relationships to Scientific Authority",in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pp.11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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