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近日《Q》在日本上映的關係,前幾天才開始看《序》和《破》。
觀賞的過程中覺得好懷念哦。《EVA》是一部以前非常喜歡的動畫,有一陣子我都在假日的時候到漫畫店去翻EVA的劇本集(那時候沒有錢可以買其他週邊),後來更買回家、劃重點,那樣。我不太清楚以前TV版與舊劇場版與2007年以後的新劇場版間的關係是什麼,從《序》到《破》,可以感到劇情其實有不少的轉變,但我感覺《EVA》實在是經典之作,以至TV版至今已經過了那麼久人氣仍然那麼高、週邊仍舊不間斷地出產。
以前閱讀劇本、觀賞舊劇場版的時候,總覺得主角們真得好病好懦弱好扭曲,但過了那麼久,已經長大得自己卻沒有好到哪裡去。
所謂的變與不變。不變的是還是很喜歡《EVA》這部作品,以及剛看完的新劇場版。變的是:以前很不喜歡的明日香,現在卻覺得好迷人好迷人好迷人。於是,就把桌布換成明日香以督促自己不要打混(見下圖。但效果不彰,昨天下午工讀時間幾乎都在睡覺)。
2012年11月22日 星期四
「後福島核電政策與健康風險」國際研討會後的一點心得
11/9參與於中研院舉辦的「後福島核電政策與健康風險」國際研討會。由於工作關係,僅參與了上午場,有點可惜、但也收穫不少。在上午的場次裡,對我而言較有新意的是何容君與Mycle Schneider的報告。
何容君的報告,我不太清楚研究目的為何,然而特別有趣的是他提到:住在核一、二、三廠周遭的民眾,與其它地區相較,明顯地有比較多人認為核電廠的安全問題被誇大,亦即他們較其他地區住民肯定核電廠的安全性,他們甚至也較認為核四不蓋會造成台灣缺電的問題(其中按照年齡層比較的話,老年人更有此傾向)。相較另外一極貢寮鄉,這樣風險認知的調查結果可說是很讓人訝異、也特別令人玩味。據何容君與團隊的訪談,表示這是鄰避效應使然:因為核一至核三廠周遭的住民,渴望建立核四廠便能令住家鄰近的核電廠除役。然而,除了我們可以問何容君與團隊何以只繼續深入訪談核電廠周遭的住民外,我認為團隊提供的「鄰避效應」解釋,其中的因果關係十分含糊:渴望住家附近核電廠除役如何導致居民「低估」核電廠風險與「錯認」缺電問題?又,是否有可能這些與核一至三廠朝夕共處的老居民,有什麼與英國湖區羊農一般藉由長久經驗累積而成的地方知識或社會傳統?這是值得探究的問題,因為在核電議題上,我們多知道貢寮居民和蘭嶼居民有其地方知識(如對潮汐、漁業、流病的觀察),那麼與核電廠共處更久的核一至和三廠周遭居民,他們又有怎麼樣的地方知識使其「高估」核電廠的安全性?
Mycle Schneider的報告,主要的論證是藉由長時間核電產業的許多重要數據(如建造核電廠到運轉的時間、投入的成本估計、核電廠興建與除役的數量),來反駁現今台灣社會上討論核電的一些特定主張如「核電產業正蓬勃發展」等,特別是—環保團體如綠盟特別強調的—「德國可以發展再生能源主因是可以向法國購買核電」。確實,Mycle Schneider提供堅實的數據足以反駁上述幾樣常見的陳述。然而,這一些數據如果沒有後續進一步的研究告訴我們數據變化背後的解釋,就保留了許多樣不同的詮釋空間,譬如核電廠興建時間的延長,或許是由於環保團體的抗爭、地方人士的背葛,如果是這樣的理由造成興建時間普遍的延長,「興建時間的延長」就很容易排除到科技本身的問題之外。另外,Schneider提供了許多數據,確實反映了全球核電產業的式微趨勢,然而除此之外還能推論到多遠?他與台灣的環保團體似乎企圖將這些數據推論至核電科技的衰弱,並主張不應再發展核電廠(即便在純粹經濟觀點看來也不值得)。可是這樣的趨勢圖就類似股票的技術分析預測,我們其實難以藉此肯定地判斷未來的走勢(但仍舊頗有用—這樣的趨勢下降也意味著技術系統的動量下降,此刻要阻止技術系統的延續確實較有可行性),在的許多技術史中,我們不就看到許多技術物在歷史上是消失過、邊緣化,但又在某刻突然復返舞台的嗎?[1] 又,核電廠作為一種在先進國家逐漸被排斥的老科技,也未必意味著核電廠就不應在台灣繼續運作下去(相反地,智慧型手機全球的使用者直破10億也不意味著人們就必須拋棄鍵盤式手機,或者證實智慧型手機較適用於每個地區)。再者,無論是德國或者法國誰跟誰買什麼樣的電力,其具有歐洲並聯電網的特性與台灣能源發展的環境條件仍是大大不同的。我們究竟能從Schneider提供的數據說出什麼樣重要的技術啟示?我有些懷疑。
最後,康世昊「後福島核電政策與健康風險」國際研討會後記一文很值得參考,他指出了一個問題我尤其同意:
_______________
[1] 例如David Edgerton於2006出版的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便帶讀者看到許多死刑科技、屠宰科技、軍事科技在歷史上的演進,有時隨著社會轉變消失,但又會於一段時間後再度普及。Edgerton的寫作目的之一在於將嚴謹的技術史證據帶入現今許多未來主義式(futurism)的科技討論框架裡,並反駁諸如「科技新才好」、「新科技必然取代舊科技」、「新科技的研製必然會產生許多良好效應」等等的、現今許多科技推動者常常說的科技童話故事。
何容君的報告,我不太清楚研究目的為何,然而特別有趣的是他提到:住在核一、二、三廠周遭的民眾,與其它地區相較,明顯地有比較多人認為核電廠的安全問題被誇大,亦即他們較其他地區住民肯定核電廠的安全性,他們甚至也較認為核四不蓋會造成台灣缺電的問題(其中按照年齡層比較的話,老年人更有此傾向)。相較另外一極貢寮鄉,這樣風險認知的調查結果可說是很讓人訝異、也特別令人玩味。據何容君與團隊的訪談,表示這是鄰避效應使然:因為核一至核三廠周遭的住民,渴望建立核四廠便能令住家鄰近的核電廠除役。然而,除了我們可以問何容君與團隊何以只繼續深入訪談核電廠周遭的住民外,我認為團隊提供的「鄰避效應」解釋,其中的因果關係十分含糊:渴望住家附近核電廠除役如何導致居民「低估」核電廠風險與「錯認」缺電問題?又,是否有可能這些與核一至三廠朝夕共處的老居民,有什麼與英國湖區羊農一般藉由長久經驗累積而成的地方知識或社會傳統?這是值得探究的問題,因為在核電議題上,我們多知道貢寮居民和蘭嶼居民有其地方知識(如對潮汐、漁業、流病的觀察),那麼與核電廠共處更久的核一至和三廠周遭居民,他們又有怎麼樣的地方知識使其「高估」核電廠的安全性?
Mycle Schneider的報告,主要的論證是藉由長時間核電產業的許多重要數據(如建造核電廠到運轉的時間、投入的成本估計、核電廠興建與除役的數量),來反駁現今台灣社會上討論核電的一些特定主張如「核電產業正蓬勃發展」等,特別是—環保團體如綠盟特別強調的—「德國可以發展再生能源主因是可以向法國購買核電」。確實,Mycle Schneider提供堅實的數據足以反駁上述幾樣常見的陳述。然而,這一些數據如果沒有後續進一步的研究告訴我們數據變化背後的解釋,就保留了許多樣不同的詮釋空間,譬如核電廠興建時間的延長,或許是由於環保團體的抗爭、地方人士的背葛,如果是這樣的理由造成興建時間普遍的延長,「興建時間的延長」就很容易排除到科技本身的問題之外。另外,Schneider提供了許多數據,確實反映了全球核電產業的式微趨勢,然而除此之外還能推論到多遠?他與台灣的環保團體似乎企圖將這些數據推論至核電科技的衰弱,並主張不應再發展核電廠(即便在純粹經濟觀點看來也不值得)。可是這樣的趨勢圖就類似股票的技術分析預測,我們其實難以藉此肯定地判斷未來的走勢(但仍舊頗有用—這樣的趨勢下降也意味著技術系統的動量下降,此刻要阻止技術系統的延續確實較有可行性),在的許多技術史中,我們不就看到許多技術物在歷史上是消失過、邊緣化,但又在某刻突然復返舞台的嗎?[1] 又,核電廠作為一種在先進國家逐漸被排斥的老科技,也未必意味著核電廠就不應在台灣繼續運作下去(相反地,智慧型手機全球的使用者直破10億也不意味著人們就必須拋棄鍵盤式手機,或者證實智慧型手機較適用於每個地區)。再者,無論是德國或者法國誰跟誰買什麼樣的電力,其具有歐洲並聯電網的特性與台灣能源發展的環境條件仍是大大不同的。我們究竟能從Schneider提供的數據說出什麼樣重要的技術啟示?我有些懷疑。
最後,康世昊「後福島核電政策與健康風險」國際研討會後記一文很值得參考,他指出了一個問題我尤其同意:
...所謂更多資訊開放更多元思考面向的參與式民主,為何就可以是未來解決核能爭議的重要機制。(...)幾位學者的分析裡,多少都有凌空飛來一筆對核能爭議如何朝向權力平衡的建言,卻又無視於其抽象的建言,反核團體早已有所行動,卻也未必見成效!在台灣的例子上,根本的權力不平衡之一就受限於反對者能否不斷地生產具科學形貌的核電專業知識,以求能擠身封閉專業知識政體勉強開放的舞台 (各種形式公共參與),進行知識詮釋權的近距離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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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David Edgerton於2006出版的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便帶讀者看到許多死刑科技、屠宰科技、軍事科技在歷史上的演進,有時隨著社會轉變消失,但又會於一段時間後再度普及。Edgerton的寫作目的之一在於將嚴謹的技術史證據帶入現今許多未來主義式(futurism)的科技討論框架裡,並反駁諸如「科技新才好」、「新科技必然取代舊科技」、「新科技的研製必然會產生許多良好效應」等等的、現今許多科技推動者常常說的科技童話故事。
2012年11月18日 星期日
旅行的意義
佩索亞說: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我們看到的,並不是我們所看到的,而是我們自己。
很喜愛與他人討論STS。而且,我較偏好與不同學校、不同系所的同學介紹、討論。這有許多原因,特別是學習上的。一來是周遭同學們由於共同修課,閱讀的文獻很大的程度上是重疊的,使得認識其他觀點的可能很大地遭到限縮。二來是領域共識:STS雖然是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但在一些議題上,仍有蠻相似的意見。譬如說核電問題、常民與專家間的關係、公民參與的支持與否。[1]如果一群人有看似相同的主張,那麼該主張受到檢驗的機會通常會小得許多。當然,我很大程度上多贊同STS領域內的許多觀點與共識,但在文獻閱讀上我覺得「充滿敵意地閱讀」仍可帶著我們更嚴格地檢視論證—這除了是學習上的需要同時也是戰略上的需要—為了今後讓提出的主張發揮影響力,首先得成為自己的敵人檢驗自己提出的主張。畢竟很多時候,學科內的討論可以訴諸黑箱(black box)[2]但外人則會問:憑什麼?第三點則是比較細微的,對於同樣文獻的詮釋。不同學校或領域的同學,雖然一同閱讀同篇文獻,對其詮釋仍會有不小的差異、認定的重點與心得、評價也很不一樣,這些差異格外有意思。這樣的感受在和甫入學的新生們一同修課時也能感受到,但多會隨著時間日益減小。
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科學,甚至科學知識本身,都有一個地方身世。換句話說,科學知識也是種地方知識。回頭來看,科技與社會(STS)這個學科也是。哲學家維根斯坦讓我們了解到:規則的應用並不受制於規則本身。即便是數數,譬如一個對特定數學序列的延續,都有社會文化的力量在作用。同樣地,學術研究也是如此。即便是STS領域內的經典研究,STS研究者對其的詮釋與運用也有差異。例如STS知名學者Brian Wynne對於英國湖區輻射塵降爭議的著名案例研究,在國內多被詮釋為一個常民參與有助於解決科學爭議的例證,然在他國的文獻回顧裡,有時則聚焦於科學機構與科技傳播間的關聯。
這讓我想起Harry Collins對於人工智慧「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與「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研究所得出來的啟示:知識工作(即便是實驗室內的科學工作)中富含許多建築於文化上的技藝(cultural skill),使得社會文化的力量得以滲透於知識工作中。[3]正如旅遊者意識到文化差異時才深刻感受到自己背負的文化,我們在與其他社群、學科領域的人交流中也得以將自己看得更為清楚。
_______________
[1]特別強調:這僅代表個人感受。
[2]譬如說某主張是領域內的常識,或者訴諸某本書:「你可以去看那本.....」
[3]Collins, H. M., (1987) `Expert Systems and the Science of Knowledge', in Bijker, W., Hughes, T., & Pinch, T.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al Study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329-48.
很喜愛與他人討論STS。而且,我較偏好與不同學校、不同系所的同學介紹、討論。這有許多原因,特別是學習上的。一來是周遭同學們由於共同修課,閱讀的文獻很大的程度上是重疊的,使得認識其他觀點的可能很大地遭到限縮。二來是領域共識:STS雖然是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但在一些議題上,仍有蠻相似的意見。譬如說核電問題、常民與專家間的關係、公民參與的支持與否。[1]如果一群人有看似相同的主張,那麼該主張受到檢驗的機會通常會小得許多。當然,我很大程度上多贊同STS領域內的許多觀點與共識,但在文獻閱讀上我覺得「充滿敵意地閱讀」仍可帶著我們更嚴格地檢視論證—這除了是學習上的需要同時也是戰略上的需要—為了今後讓提出的主張發揮影響力,首先得成為自己的敵人檢驗自己提出的主張。畢竟很多時候,學科內的討論可以訴諸黑箱(black box)[2]但外人則會問:憑什麼?第三點則是比較細微的,對於同樣文獻的詮釋。不同學校或領域的同學,雖然一同閱讀同篇文獻,對其詮釋仍會有不小的差異、認定的重點與心得、評價也很不一樣,這些差異格外有意思。這樣的感受在和甫入學的新生們一同修課時也能感受到,但多會隨著時間日益減小。
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科學,甚至科學知識本身,都有一個地方身世。換句話說,科學知識也是種地方知識。回頭來看,科技與社會(STS)這個學科也是。哲學家維根斯坦讓我們了解到:規則的應用並不受制於規則本身。即便是數數,譬如一個對特定數學序列的延續,都有社會文化的力量在作用。同樣地,學術研究也是如此。即便是STS領域內的經典研究,STS研究者對其的詮釋與運用也有差異。例如STS知名學者Brian Wynne對於英國湖區輻射塵降爭議的著名案例研究,在國內多被詮釋為一個常民參與有助於解決科學爭議的例證,然在他國的文獻回顧裡,有時則聚焦於科學機構與科技傳播間的關聯。
這讓我想起Harry Collins對於人工智慧「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與「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研究所得出來的啟示:知識工作(即便是實驗室內的科學工作)中富含許多建築於文化上的技藝(cultural skill),使得社會文化的力量得以滲透於知識工作中。[3]正如旅遊者意識到文化差異時才深刻感受到自己背負的文化,我們在與其他社群、學科領域的人交流中也得以將自己看得更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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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別強調:這僅代表個人感受。
[2]譬如說某主張是領域內的常識,或者訴諸某本書:「你可以去看那本.....」
[3]Collins, H. M., (1987) `Expert Systems and the Science of Knowledge', in Bijker, W., Hughes, T., & Pinch, T.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al Study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3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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