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容君的報告，我不太清楚研究目的為何，然而特別有趣的是他提到：住在核一、二、三廠周遭的民眾，與其它地區相較，明顯地有比較多人認為核電廠的安全問題被誇大，亦即他們較其他地區住民肯定核電廠的安全性，他們甚至也較認為核四不蓋會造成台灣缺電的問題（其中按照年齡層比較的話，老年人更有此傾向）。相較另外一極貢寮鄉，這樣風險認知的調查結果可說是很讓人訝異、也特別令人玩味。據何容君與團隊的訪談，表示這是鄰避效應使然：因為核一至核三廠周遭的住民，渴望建立核四廠便能令住家鄰近的核電廠除役。然而，除了我們可以問何容君與團隊何以只繼續深入訪談核電廠周遭的住民外，我認為團隊提供的「鄰避效應」解釋，其中的因果關係十分含糊：渴望住家附近核電廠除役如何導致居民「低估」核電廠風險與「錯認」缺電問題？又，是否有可能這些與核一至三廠朝夕共處的老居民，有什麼與英國湖區羊農一般藉由長久經驗累積而成的地方知識或社會傳統？這是值得探究的問題，因為在核電議題上，我們多知道貢寮居民和蘭嶼居民有其地方知識（如對潮汐、漁業、流病的觀察），那麼與核電廠共處更久的核一至和三廠周遭居民，他們又有怎麼樣的地方知識使其「高估」核電廠的安全性？
Mycle Schneider的報告，主要的論證是藉由長時間核電產業的許多重要數據（如建造核電廠到運轉的時間、投入的成本估計、核電廠興建與除役的數量），來反駁現今台灣社會上討論核電的一些特定主張如「核電產業正蓬勃發展」等，特別是—環保團體如綠盟特別強調的—「德國可以發展再生能源主因是可以向法國購買核電」。確實，Mycle Schneider提供堅實的數據足以反駁上述幾樣常見的陳述。然而，這一些數據如果沒有後續進一步的研究告訴我們數據變化背後的解釋，就保留了許多樣不同的詮釋空間，譬如核電廠興建時間的延長，或許是由於環保團體的抗爭、地方人士的背葛，如果是這樣的理由造成興建時間普遍的延長，「興建時間的延長」就很容易排除到科技本身的問題之外。另外，Schneider提供了許多數據，確實反映了全球核電產業的式微趨勢，然而除此之外還能推論到多遠？他與台灣的環保團體似乎企圖將這些數據推論至核電科技的衰弱，並主張不應再發展核電廠（即便在純粹經濟觀點看來也不值得）。可是這樣的趨勢圖就類似股票的技術分析預測，我們其實難以藉此肯定地判斷未來的走勢（但仍舊頗有用—這樣的趨勢下降也意味著技術系統的動量下降，此刻要阻止技術系統的延續確實較有可行性），在的許多技術史中，我們不就看到許多技術物在歷史上是消失過、邊緣化，但又在某刻突然復返舞台的嗎？[1] 又，核電廠作為一種在先進國家逐漸被排斥的老科技，也未必意味著核電廠就不應在台灣繼續運作下去（相反地，智慧型手機全球的使用者直破10億也不意味著人們就必須拋棄鍵盤式手機，或者證實智慧型手機較適用於每個地區）。再者，無論是德國或者法國誰跟誰買什麼樣的電力，其具有歐洲並聯電網的特性與台灣能源發展的環境條件仍是大大不同的。我們究竟能從Schneider提供的數據說出什麼樣重要的技術啟示？我有些懷疑。
最後，康世昊「後福島核電政策與健康風險」國際研討會後記一文很值得參考，他指出了一個問題我尤其同意：
...所謂更多資訊開放更多元思考面向的參與式民主，為何就可以是未來解決核能爭議的重要機制。（...）幾位學者的分析裡，多少都有凌空飛來一筆對核能爭議如何朝向權力平衡的建言，卻又無視於其抽象的建言，反核團體早已有所行動，卻也未必見成效！在台灣的例子上，根本的權力不平衡之一就受限於反對者能否不斷地生產具科學形貌的核電專業知識，以求能擠身封閉專業知識政體勉強開放的舞台 （各種形式公共參與），進行知識詮釋權的近距離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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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David Edgerton於2006出版的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便帶讀者看到許多死刑科技、屠宰科技、軍事科技在歷史上的演進，有時隨著社會轉變消失，但又會於一段時間後再度普及。Edgerton的寫作目的之一在於將嚴謹的技術史證據帶入現今許多未來主義式（futurism）的科技討論框架裡，並反駁諸如「科技新才好」、「新科技必然取代舊科技」、「新科技的研製必然會產生許多良好效應」等等的、現今許多科技推動者常常說的科技童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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