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的意義

佩索亞說：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我們看到的，並不是我們所看到的，而是我們自己。

很喜愛與他人討論STS。而且，我較偏好與不同學校、不同系所的同學介紹、討論。這有許多原因，特別是學習上的。一來是周遭同學們由於共同修課，閱讀的文獻很大的程度上是重疊的，使得認識其他觀點的可能很大地遭到限縮。二來是領域共識：STS雖然是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但在一些議題上，仍有蠻相似的意見。譬如說核電問題、常民與專家間的關係、公民參與的支持與否。[1]如果一群人有看似相同的主張，那麼該主張受到檢驗的機會通常會小得許多。當然，我很大程度上多贊同STS領域內的許多觀點與共識，但在文獻閱讀上我覺得「充滿敵意地閱讀」仍可帶著我們更嚴格地檢視論證—這除了是學習上的需要同時也是戰略上的需要—為了今後讓提出的主張發揮影響力，首先得成為自己的敵人檢驗自己提出的主張。畢竟很多時候，學科內的討論可以訴諸黑箱（black box）[2]但外人則會問：憑什麼？第三點則是比較細微的，對於同樣文獻的詮釋。不同學校或領域的同學，雖然一同閱讀同篇文獻，對其詮釋仍會有不小的差異、認定的重點與心得、評價也很不一樣，這些差異格外有意思。這樣的感受在和甫入學的新生們一同修課時也能感受到，但多會隨著時間日益減小。 

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科學，甚至科學知識本身，都有一個地方身世。換句話說，科學知識也是種地方知識。回頭來看，科技與社會（STS）這個學科也是。哲學家維根斯坦讓我們了解到：規則的應用並不受制於規則本身。即便是數數，譬如一個對特定數學序列的延續，都有社會文化的力量在作用。同樣地，學術研究也是如此。即便是STS領域內的經典研究，STS研究者對其的詮釋與運用也有差異。例如STS知名學者Brian Wynne對於英國湖區輻射塵降爭議的著名案例研究，在國內多被詮釋為一個常民參與有助於解決科學爭議的例證，然在他國的文獻回顧裡，有時則聚焦於科學機構與科技傳播間的關聯。

這讓我想起Harry Collins對於人工智慧「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與「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研究所得出來的啟示：知識工作（即便是實驗室內的科學工作）中富含許多建築於文化上的技藝（cultural skill），使得社會文化的力量得以滲透於知識工作中。[3]正如旅遊者意識到文化差異時才深刻感受到自己背負的文化，我們在與其他社群、學科領域的人交流中也得以將自己看得更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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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別強調：這僅代表個人感受。 
[2]譬如說某主張是領域內的常識，或者訴諸某本書：「你可以去看那本.....」 
[3]Collins, H. M., (1987) `Expert Systems and the Science of Knowledge', in Bijker, W., Hughes, T., & Pinch, T.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al Study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32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