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匱乏模型」有何問題？

「匱乏模型」有什麼問題，我認為有必要弄得清楚些。

「匱乏模型」（deficit model，或譯「欠缺模式」）在PUS（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或PAT（public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的發展脈絡下，之所以被批評，在於其有一個假設「了解科學就會喜歡科學」（to know science is to love it），反過來說就是「民眾不接受科技是因為他們無知」。譬如：認為民眾不接受綠能科技是因為無知或資訊不足。過去一些調查研究發現民眾接受科技與否和民眾有無科技知識未必相關。這是「匱乏模型」主要的問題。

那麼，如果我們主張：「要來討論科技問題、解決科技爭議，民眾多了解科學或技術知識會更恰當」，這可能是錯的也可能是對的、也是可以討論，但我們做出此宣稱時，未必預設了「匱乏模型」—因為我們沒有主張民眾的抵抗是出於無知。同理，若我們主張「民眾也需要科技知識」同樣不必是種「匱乏模型」。

STS(er)能否對環境運動別有貢獻？

自從去參加了第二屆年會以來，我一直有個困惑：對於台灣許多關注環境問題的人而言，STS究竟意味著什麼、STS到底在何處能有有別於其他學科、現有台灣環境運動論述的貢獻。尤其近來愈來愈多人強調科技爭議中的「STS觀點」的時候。

STS在科技爭議中的長處，可以總歸為兩點：第1點是質疑知識的純粹性；第2點則是挖掘科學家以外常民可能的貢獻。

第1點一般可追溯至Kuhn與SSK的論點：科學不是真理、科學會受到社會因素所影響—但通常也就僅止於這種泛泛之談。也正因為如此，粗糙的利益說常常在此現形：有些STSer質疑科學家或技術官僚對於某些現象的因果性宣稱、認為十分可疑、值得爭辯，甚至未經什麼考據便認定特定科學家「只是」由於利益而做出某些STSer所不喜愛的科學結論。但這些STSer主張的、特定科學家或技術官僚的宣稱與利益間的因果關係通常沒有更高的可信度。甚至，有些時候會讓人有這樣的印象：僅僅因為「科學家」這個身份，使科學家因此就成為了認識論上的弱勢—科學家的結論只取決於他的利益！（一如過去認為的常民基於「常民」這個身份而無法參與爭議那樣荒謬）連帶地出現另外一個問題：有些STSer不斷強調科學家無法代言自然，但非科學家則卻由於一些神祕的理由抓住了獅子的尾巴。

當然，每個人都可以辯護，一些STSer在特定這些爭議與運動之中，隨意指稱特定科學家的宣稱是被特定利益決定性地影響（但作為社會科學家的STSer確可以跳脫這種束縛），或是未經嚴格檢驗便杜撰出「常民專家」——這些行動都是出自於倫理上的考量：即技術官僚與科學家在爭議之中於制度上佔有優勢地位與資源，因而STSer應該要支援處於弱勢的行動者，或為其發聲，並不對稱地消弱在制度面有優勢的科學家，這是可以接受的。這種風行於許多社會科學領域內的信念，是很可以理解的，也的確在追求「正義」（誰的？）的過程中需要被記得。

但是，如果僅僅只是出於這種信念，STSer就可以不用在過去所擅長的問題（科學家如何受到特定利益影響？常民如何有專業技能？）中做出嚴謹分析，甚至暗示科學知識與技術物「只是」利益產物（這只能顯示分析者對科學與技術物的全然無知—他們大概相信社會甚至宇宙是由一堆觀念所組成的），那麼我委婉的結論是：在這種方式下，STSer（而不是STS觀點）無法對科技爭議與環境運動做出有別於現有環境運動者、或既有社會科學的貢獻。因為這些方式或看法早存於既有的社會科學內、以及環境運動的論述之中。

about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 Public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one can see that public acceptance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s and optimistic attitudes towards science do not automatically relate to people's knowledge of science. In other words, the most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sections of society and the most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nations are not the most deferential to science. Contrary to the simplistic notions of PAT, just encouraging the public to become more knowledgeable about science will not make them more automatically accepting of scientific authority. It seems that knowledgeable citizens may become discriminating 'consumers' of scientific expertise. 

Steven Yearley,2005.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p.118

citizen expertise ？

Steven Yearley提到，他曾研究Sheffield的空污管控爭議，其中有科學家提出一個空汙監控的模型，想以此模型紀錄、預測空氣汙染的情況。但在地民眾指出，這個模型有一個預設是：當地的工廠會按照法規規定的時間與總量來排放—科學家除了沒有足夠的經驗證據做此預設外，有親戚在工廠工作的在地人也表示工廠常在規定時間以外或無監測時排放廢氣。[1]

科哲過去有不充份決定論題，Irwin與Wynne進一步指出科學提供的框架不可避免地既是技術上的也會是社會上的，在上述案例即可看到科學家提出的模型有一個關於社會世界的輔助假設。如果這是對的，這個案例揭示了常民可能可以對於社會的了解，加以修正科學家的模型或預測—這是一個技術上的貢獻。這種"citizen expertise"，既不屬於interactional expertise （ex. Act up）也應不屬於contributory expertise（ex. sheep-farmers，對於羊群、土壤有技術上的了解以做出技術上的貢獻）？這或許是Collins' SEE架構中所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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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ven Yearley, 2005."Experts in Public: Publics' Relationships to Scientific Authority",in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pp.11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