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無論是以前用facebook還有現在較頻繁使用Google+，每每得知自己的訊息被按「讚」或被「+1」時，我都覺得這是一個特別的體驗。這個經驗的特殊之一在於：這是一個新的互動方式。最基本的，就如字面上的意思，「+1」或「被按讚」是以前從來不會收到的回饋，以前如果我提供什麼有價值的資訊或者稍微有點好笑的垃圾話時，收到的回饋是其他種形式的，比如說一句誇讚或者一陣笑聲（或者其實還有行為人心裡的無感或不屑），但不會是瀏覽器畫面一個右上角或我上角的紅色提示。
（2）並且，在界面操作上也是新的：透過一次滑鼠按鍵就能傳達這樣正向的回饋。有些blogger因此稱讚這些社群網站這種設計很聰明。在此可以對比一下不少台灣facebook使用者曾經提出過的訴求「希望設計一個"幹"的按鈕」便能得知社群網站可能是刻意透過這樣的限制（或至少在效果上可推斷）—可按讚不能按幹，使得在社群網站空間裡，要表現正向回饋會比負向回饋更輕鬆容易也更少成本。
（3）另外一點則是，當我們不知道要做什麼反應，或者我們本身就是一個不懂得社交、幾乎沒什麼社交技巧的人—甚至我是一個來自火星，與其他facebook使用者活在不同form of life的人—也能透過一個按鍵與他人「有互動」。在過去沒有這些按鈕的時期，我這樣的人可能無法傳達任何感覺刺激給對方。在這個意義上，說社群網站的「讚」或「+1」按鈕、這類設計的設計是種社交輔具應該不為過。
（4）延續上一點，我覺得可以延伸出另外一組有趣的問題，或能闡明某些概念。對於社會科學而言，action和behaviour是不同的概念，許多時候「相似的」behaviour並不是同一個action，譬如說在美國遞出一張美元和在台灣遞出一張美元，就是不同的action。要辨別兩個action是否「相似」，必須在同一個form of life之中才能辨別—這也是為什麼Collins認為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現象常會在預測上很無力[1]、同時可能也是為什麼Winch認為社會學不該仿效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因此，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當火星人（我甚至不知道電腦另外一端的你來自哪裡、也不確定我看到的帳號是否正確對應到的那個在實體生活中的我認識的人，或許正在讀這段文字的你也是火星人喔）按了許多次「+1」，那可以說是種社交嗎？此處也提供一個簡明的例子：一個火星人按「+1」和一個我按「+1」，對於行為科學家而言是同一個或很相似的behaviour，但對於社會學家則是不同的action。如果行為科學家據behaviour的相似性為資料去預測往後「按+1」的這個行為模式，其預測力大概會遠低於一個與我活在相同form of life中的社會學家根據我過去的action為依據所作的、對我往後行為模式的預測。[2]
（5）據說[3] Micheal Callon曾將一個Bourdieu的學生所寫的、一篇法國草莓交易市場的論文做了延伸，闡明一個ANT的概念。這個草莓交易市場的空間很特別，買方和賣方只能在不同的樓層，透過螢幕顯示的價格消長為依據來作交易。因此，Callon透過這案例說明，「自由市場」這樣的東西，亦必須透過一些特定的物質組合才會被促動成功。社群網站也是這樣的，透過一些特定的安排，也會促成一些新的社交表現、、內容、方式、手段。
（6）當然，不應該誇大說這是全新的或有大大的革命性，過去我們也能透過MSN的表情符號或者打個「哈」字在不知道該表達什麼的時候表達些什麼，但不管怎麼樣，沒有現在的按鈕設計，許多特定的社交表達方式或造成的感受是先前不存的。如果這是對的，那麼分析社群網站時，把其中所有的表現或效果都用過去的表現或效果來解釋或分類大概會是有問題的。譬如說我答對問題，在小學五年級時我會收到綠色的獎勵卡，但現在我則收到「+1」或「讚」，但不能說收到一個「讚」就不過（像）是收到一個獎勵卡。同樣地，當我不覺得讚卻按下讚時，（就像我過去錯誤地覺得）「社群網站常常不過就是複製了實體社交的表面或虛假」時的這種批評，大概也漏失掉了許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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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ins, Harry and Martin Kusch(1998). "Methods and Principles" in The Shape of Action: What Humans and Machines Can Do, pp.7-30.
[2] 最近，看到泛科學〈社會科學靠譜嗎？〉這篇文章和facebook專頁上的許多回應。我沒有什麼知識或能力可以來回答這問題或參與討論，我只是想到一個問題：當我們身旁一個人數自然數列2,4,6,8,10,12,14,16,18,20,22,24……接下來、在一個未知的第n個數上，他會給出什麼數字？對於這個簡單的問題，我覺得社會科學的預測力大概會比較精準—如果是在吵架很適合這樣回嘴，但這麼說可能有點誤導，更精確一些應該說：自然科學家如果能正確預測出那個人給出的數字，自然科學家也絕對不是用他們認為他們所擅長、強大的自然科學方法—無論是單靠歸納或者是實驗。相反地，要正確地給出預測，必要條件是社會化、融入研究對象社群的過程。試想，如果一個行為科學家，他能從這個數數的人的「行為」歸納出並且預測出什麼嗎？行為科學家如果堅守自己的方法論（只客觀地紀錄、研究人的行為），那麼他完全不可能預測出下個數列為何。如果這是對的，有些舊的問題就會消失、同時有個新問題出現：為什麼許多社會科學研究難以如預測數列一樣精準？
[3] Law, John (2008).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 semiotics" in Turner, Bryan S. ed.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3rd Edition, pp. 14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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