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社會學和知識論之間的關係遠比想像中來得密切。我想，一般之見可以複述如下。任何一種學術都會在某個階段遭遇哲學困境，並往往因此引發其基本理論的革命，且對其科學研究的進展造成暫時的阻礙。例如，當年愛因斯坦遭遇同時性（simultaneity）概念的困境，因而促使他發明了革命性的特殊相對論。他所遭遇的那些困境帶有許多哲學困惑方面的特質，完全不同於技術性的理論問題，後者乃是在科學研究的正常進程中得到解決。人們常假設，新興學科由於其理論基礎尚未穩固，最易陷入哲學困惑；但終須度過並及早脫離這暫時的膠著狀態。但依我之見，這種說法並不適用社會學；因為，研究當中所引發的哲學問題，並非社會學的不速之客，並非社會學為了發展出獨立的科學路線所必須掃出的惡客。相反地，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本身—說明一般社會現象的本質—正是哲學的問題。事實上，這般說也不為過：這部份的社會學實在是出生不良的知識論（misbegotten epistemology）。我說「出生不良」，因為，他的問題大多被誤解成科學的問題，因而產生錯誤的處理方法。（頁73-74。）
科學家在他的研究過程中，應用並發展出切合他專門研究領域的概念。他們施以應用的現象，以及共同參與應用的工作夥伴，都會「影響」概念的應用與修正。不過，這兩種「影響」是不同類型的。一個科學家發展出他的研究概念，這當然是基於他對現象的觀察（在他實驗的過程中），但唯有與同儕科學家共同參與一個建制化的活動形式，他才有能力這麼做。我此處所說的參與，不一定意指直接的實際接觸，或同伴參與者之間的直接溝通。重點在於，他們全都參與相同的活動，他們全都以類似方式學習過；因此，他們有能力彼此溝通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所從事的工作，都是其他人可以理解的。（頁112-113）
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以及人類行動所體現的觀念，其實是相同的一件事，只是從不同的觀點來考察。為了闡明這個立論，我現在要討論的，是時下所通行的觀念有所改變時，其結果的普遍性質為何：也就是語言中出現新的觀念而淘汰就的觀念的時候。說到「新的觀念」，我必須先做一個區分。假設有一個生化學家，做了某些觀察與實驗，然後發現了一種會導致某種疾病的新細菌。就某方面而言，我們可以說他給這種細菌取的名字展現了一個新的觀念，但我比較傾向另一種說法：他是在一個既病得觀念架構中發現這個細菌的。我是假設，在他所使用的科學語言中，疾病的細菌理論已然確立。現在以這個新發現和細菌這個概念首度被引進醫學語言，也就是病菌理論首度提出時所造成的震撼力相比，這是一個全新的起點，不僅是在一個既定的觀物方式中發現一個新的事實，而是一個嶄新的觀物方式，牽涉到如何看待疾病原因的整體問題，以及採用新的診斷技術、對病情提出新的詢問等等。簡言之，凡與一屆有關的人都採取了新的作法，不管是那一方面的。若要說明這個新的概念如何影響醫界的社會關係，就必須解釋這個概念本身。反之，若脫離了與醫界活動的關係，這個概念本身也將無從理解。就像一個醫生，如果一方面宣稱接受疾病的細菌理論，且志在減少疾病發生，卻完全忽略了應該隔離患有傳染病的病人，則他的作法是自相矛盾並且令人費解的。（頁144-145）
Peter Winch [張君玫譯]（1958[1995]），《社會科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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