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身體的意義

周遭許多人拔智齒，K向我提到智齒被許多醫師視為無用，這讓他很好奇這是何時開始的。回顧許多醫療技術的發展，我們可以看見，技術的推動過程中，往往也需要推動者去經營另外一套身體觀與社會關係。例如，在吳嘉苓研究人工生殖科技的一篇論文中，我們就看到了不同受孕技術引入台灣時，醫師們會隨著技術去經營一套說／做法：血緣關係重要與否、或混合捐精者與先生的精液使不孕者不那麼排斥捐精技術。[1]

K提到的智齒無用論，也讓我想到先前聽王秀雲介紹他的研究：台灣子宮切除術的歷史。[2]子宮切除術此一技術的興衰史以及施行此手術的多樣原因，同樣也伴隨著「子宮」這個器官的意義轉變—子宮可能是：生小孩的器具、無用的癌症未爆彈、「女人」必備的器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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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u, Chia-Ling. 2011. “Managing Multiple Masculinities in Donor Insemination: Doctors Configuring Infertile Men and Sperm Donors in Taiwa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33 (1) .
[2] 這個研究，除了展示了此技術發展過程中的醫病關係與性別權力關係外，也交代了子宮切除術與輸卵管結紮術這兩項技術既競爭又相輔的關係。相較於一些單單旨／只在「為婦女發聲」的研究有趣也複雜許多。不知道現在史否以發表至期刊，有興趣者可參考《護理與社會︰跨界的對話與創新》中的「子宮切除的歷史︰醫療知識、性別與女人的經驗」。
[3] 這份研究中，讓我尤感有趣的是，在1960年代的臺灣，切除子宮對於當時一些醫師與婦女而言，具有「積極、進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