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問題就是社會問題

來到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機場廁所，打掃阿姨長年因男士對不準小便斗，漏出整地的尿液所苦惱，儘管貼上宣導標語，卻仍然不見成效。聰明的設計師發現這個問題，於是在便斗中央，畫上一隻蒼蠅作為尿尿時的箭靶。經過一夜測試之後，地板的漏尿面積也降低80%，難題輕鬆被解決。而這就是Nudge的威力，善用巧妙的設計，引導人們的做出下意識的行為，達成原先設定的目標。

〈1分鐘帶你認識綠色心理學：「Nudge」〉[1]

用技術物來解決社會問題有時是很有效的，但也需要注意到，這種手段與許多政策一樣，都可能進一步重塑社會關係，也未必僅具正面功效。如畢恆達就曾〈排除異己的公共空間〉中指出，某些公園躺椅和車站座椅的特殊扶手是被設計用來排除遊民。這樣的設計，在前陣子「應曉薇事件」中，也逐漸受到注意。因此，技術物件的設計往往不只是技術細節的問題，也是社會與政治的議題。

技術哲學家Langdon Winner便曾細緻地處理過這組問題，論道技術選擇有時是很重要的政治抉擇。在他知名且具廣大影響力的著作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中，首先便舉出了許多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以證實：（1）使用某一技術物，我們可以擁有的行為選項便會有所轉變、（2）當社會接納某一技術物後，不但社會中的許多規範便得再協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會有所轉變。例如，當開始採用網路繳交作業後，教師發現他們必須和學生去協商電腦故障等狀況下成績的評定辦法；關係的轉變有時不限於少數人之間，例如電視機於社會中普及以後，即便個人不在家中裝設電視機，仍必須面對許多社交活動中對於電視節目的討論—在這個意義上，電視機是一個人「關不掉的」。Winner先用這些例子論證：選擇一項科技物，有時是選擇我們要什麼樣的世界。[2]

接續於後的，便是Winner最著名的問句「技術物有政治性嗎？(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Winner首先舉知名建築師Robert Moses在紐約所建造的低架橋為例，指出建築師是刻意將這些橋蓋得特別低，使得當時多為黑人搭乘的巴士無法抵達海灘，以達到種族隔離的效果。[3] 除了設計者刻意透過技術物達到的政治效果，有些技術物在Winner的眼中是具有一「天生的」、難以抹除的政治性。核電廠就是這樣的例子。Winner分析道，核電廠所需要的燃料與副產品—鈾與鈽—在管理、儲存與後續回收、污染控制上，就是需要一個傾向集權管控的組織才能有效地處理這些實務上的「技術需求」。這使得使用核電廠、接納核電作為供電來源，就為使得集權管理正當化、令國家組織朝著集權的方向發展。

一旦技術物如核電廠興建且開始運轉了，則調整社會生活去配合技術需求的理由就成為正當，如同春天花開般自然。

〈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收錄於《科技渴望社會》。

既然技術物可能具有政治效果，我們作技術選擇時便該意識到這同時也可能是政治抉擇，且在這之中，不能再單以「技術（細節）問題」作為理由，免於大眾檢視、參與討論與評估。我們應當開始注意生活中許許多多的科技問題，因為那關乎我們的生活會變得如何，也關乎許多重要的政治問題。這將使我們由科技夢遊症(technological somnambulism)中清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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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了透過教育或政策，社會問題確實可能透過設計與改造技術物件來獲得解決，而成效可能更好、更快。但這也並非只限於透過心理學來達成。
[2] 這即是Langdon Winner所言，「技術物作為生活型式（Technologies as Forms of Life）」的意思。 
[3] 當時這些低價橋是否真如Winner所分析的具有種族隔離之效？當時的巴士是否真的無法抵達海灘？相關細節之爭議可參考Bernward Joerges為此而寫的論文“Do Politics have Artefa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