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T小史

▲ 上圖為Bijker於1983的4S會議上做的論文海報[1]，題目是「技術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

荷蘭的技術社會學家Wiebe Bijker於2012獲得技術史學會（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SHOT ）的大獎The Leonardo da Vinci Medal時做了一個演講。在這演講中的一部分，他頗詳細地敘述了他提出SCOT的一些歷程。Bijker回憶道，一他開始只是偶然地有一個研究員的職位，在Twente大學的一個企圖拓展對於技術的理論的計畫下，開始對於幾項技術物作歷史的質性分析。後來，恰巧Trevor Pinch在Bath的約要到期了，Bijker就請他到Twente六個月。在這段期間，兩個人開始覺得SSK的理論或許可以用於技術研究上。

過不久後，他們把研究成果投至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上。後來得知這篇投稿讓主編David Edge很為難：或許當時要把一篇以技術為主題的研究刊登在科學研究的期刊上在當時並不那麼理所當然。據說，他們提出來的理論，一開始命名為「Joint Programme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是Edge建議把名稱改掉、稱作現在廣為人知的SCOT。

這個想法受到些鼓勵後，Bijker就飛往美國參與4S報告SCOT（上頭的圖片即是當時張貼的論文海報，因為該次會議主辦方希望能容納更多與會者，因為要Bijker除了報告之外、也準備海報張貼），也接受到當時許多正面的肯定。為了延續這些熱烈的討論，1984年他們在Twente舉辦了一個工作坊、邀請對於這議題有興趣的學者，如Latour, Callon, Hughes……等一同參與。之後Hughes願意與Pinch, Bijker一同編輯那本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據說讓一些美國學者很訝異、怎麼Hughes會願意把自己的名字與兩個不知名的歐洲人放在一起。

 _______________
 [1] 圖片出處：Bijker, Wiebe (2013). Good Fortune, Mirrors, and Kisse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54(3): 600-618.

技術問題就是社會問題

來到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機場廁所，打掃阿姨長年因男士對不準小便斗，漏出整地的尿液所苦惱，儘管貼上宣導標語，卻仍然不見成效。聰明的設計師發現這個問題，於是在便斗中央，畫上一隻蒼蠅作為尿尿時的箭靶。經過一夜測試之後，地板的漏尿面積也降低80%，難題輕鬆被解決。而這就是Nudge的威力，善用巧妙的設計，引導人們的做出下意識的行為，達成原先設定的目標。

〈1分鐘帶你認識綠色心理學：「Nudge」〉[1]

用技術物來解決社會問題有時是很有效的，但也需要注意到，這種手段與許多政策一樣，都可能進一步重塑社會關係，也未必僅具正面功效。如畢恆達就曾〈排除異己的公共空間〉中指出，某些公園躺椅和車站座椅的特殊扶手是被設計用來排除遊民。這樣的設計，在前陣子「應曉薇事件」中，也逐漸受到注意。因此，技術物件的設計往往不只是技術細節的問題，也是社會與政治的議題。

技術哲學家Langdon Winner便曾細緻地處理過這組問題，論道技術選擇有時是很重要的政治抉擇。在他知名且具廣大影響力的著作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中，首先便舉出了許多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以證實：（1）使用某一技術物，我們可以擁有的行為選項便會有所轉變、（2）當社會接納某一技術物後，不但社會中的許多規範便得再協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會有所轉變。例如，當開始採用網路繳交作業後，教師發現他們必須和學生去協商電腦故障等狀況下成績的評定辦法；關係的轉變有時不限於少數人之間，例如電視機於社會中普及以後，即便個人不在家中裝設電視機，仍必須面對許多社交活動中對於電視節目的討論—在這個意義上，電視機是一個人「關不掉的」。Winner先用這些例子論證：選擇一項科技物，有時是選擇我們要什麼樣的世界。[2]

接續於後的，便是Winner最著名的問句「技術物有政治性嗎？(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Winner首先舉知名建築師Robert Moses在紐約所建造的低架橋為例，指出建築師是刻意將這些橋蓋得特別低，使得當時多為黑人搭乘的巴士無法抵達海灘，以達到種族隔離的效果。[3] 除了設計者刻意透過技術物達到的政治效果，有些技術物在Winner的眼中是具有一「天生的」、難以抹除的政治性。核電廠就是這樣的例子。Winner分析道，核電廠所需要的燃料與副產品—鈾與鈽—在管理、儲存與後續回收、污染控制上，就是需要一個傾向集權管控的組織才能有效地處理這些實務上的「技術需求」。這使得使用核電廠、接納核電作為供電來源，就為使得集權管理正當化、令國家組織朝著集權的方向發展。

一旦技術物如核電廠興建且開始運轉了，則調整社會生活去配合技術需求的理由就成為正當，如同春天花開般自然。

〈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收錄於《科技渴望社會》。

既然技術物可能具有政治效果，我們作技術選擇時便該意識到這同時也可能是政治抉擇，且在這之中，不能再單以「技術（細節）問題」作為理由，免於大眾檢視、參與討論與評估。我們應當開始注意生活中許許多多的科技問題，因為那關乎我們的生活會變得如何，也關乎許多重要的政治問題。這將使我們由科技夢遊症(technological somnambulism)中清醒過來。
_______________
[1] 除了透過教育或政策，社會問題確實可能透過設計與改造技術物件來獲得解決，而成效可能更好、更快。但這也並非只限於透過心理學來達成。
[2] 這即是Langdon Winner所言，「技術物作為生活型式（Technologies as Forms of Life）」的意思。 
[3] 當時這些低價橋是否真如Winner所分析的具有種族隔離之效？當時的巴士是否真的無法抵達海灘？相關細節之爭議可參考Bernward Joerges為此而寫的論文“Do Politics have Artefacts?”

技術與身體的意義

周遭許多人拔智齒，K向我提到智齒被許多醫師視為無用，這讓他很好奇這是何時開始的。回顧許多醫療技術的發展，我們可以看見，技術的推動過程中，往往也需要推動者去經營另外一套身體觀與社會關係。例如，在吳嘉苓研究人工生殖科技的一篇論文中，我們就看到了不同受孕技術引入台灣時，醫師們會隨著技術去經營一套說／做法：血緣關係重要與否、或混合捐精者與先生的精液使不孕者不那麼排斥捐精技術。[1]

K提到的智齒無用論，也讓我想到先前聽王秀雲介紹他的研究：台灣子宮切除術的歷史。[2]子宮切除術此一技術的興衰史以及施行此手術的多樣原因，同樣也伴隨著「子宮」這個器官的意義轉變—子宮可能是：生小孩的器具、無用的癌症未爆彈、「女人」必備的器官。[3]
_______________
[1] Wu, Chia-Ling. 2011. “Managing Multiple Masculinities in Donor Insemination: Doctors Configuring Infertile Men and Sperm Donors in Taiwa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33 (1) .
[2] 這個研究，除了展示了此技術發展過程中的醫病關係與性別權力關係外，也交代了子宮切除術與輸卵管結紮術這兩項技術既競爭又相輔的關係。相較於一些單單旨／只在「為婦女發聲」的研究有趣也複雜許多。不知道現在史否以發表至期刊，有興趣者可參考《護理與社會︰跨界的對話與創新》中的「子宮切除的歷史︰醫療知識、性別與女人的經驗」。
[3] 這份研究中，讓我尤感有趣的是，在1960年代的臺灣，切除子宮對於當時一些醫師與婦女而言，具有「積極、進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