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讚」與「+1」按鍵的幾點想法

（1）無論是以前用facebook還有現在較頻繁使用Google+，每每得知自己的訊息被按「讚」或被「+1」時，我都覺得這是一個特別的體驗。這個經驗的特殊之一在於：這是一個新的互動方式。最基本的，就如字面上的意思，「+1」或「被按讚」是以前從來不會收到的回饋，以前如果我提供什麼有價值的資訊或者稍微有點好笑的垃圾話時，收到的回饋是其他種形式的，比如說一句誇讚或者一陣笑聲（或者其實還有行為人心裡的無感或不屑），但不會是瀏覽器畫面一個右上角或我上角的紅色提示。

（2）並且，在界面操作上也是新的：透過一次滑鼠按鍵就能傳達這樣正向的回饋。有些blogger因此稱讚這些社群網站這種設計很聰明。在此可以對比一下不少台灣facebook使用者曾經提出過的訴求「希望設計一個"幹"的按鈕」便能得知社群網站可能是刻意透過這樣的限制（或至少在效果上可推斷）—可按讚不能按幹，使得在社群網站空間裡，要表現正向回饋會比負向回饋更輕鬆容易也更少成本。

（3）另外一點則是，當我們不知道要做什麼反應，或者我們本身就是一個不懂得社交、幾乎沒什麼社交技巧的人—甚至我是一個來自火星，與其他facebook使用者活在不同form of life的人—也能透過一個按鍵與他人「有互動」。在過去沒有這些按鈕的時期，我這樣的人可能無法傳達任何感覺刺激給對方。在這個意義上，說社群網站的「讚」或「+1」按鈕、這類設計的設計是種社交輔具應該不為過。

（4）延續上一點，我覺得可以延伸出另外一組有趣的問題，或能闡明某些概念。對於社會科學而言，action和behaviour是不同的概念，許多時候「相似的」behaviour並不是同一個action，譬如說在美國遞出一張美元和在台灣遞出一張美元，就是不同的action。要辨別兩個action是否「相似」，必須在同一個form of life之中才能辨別—這也是為什麼Collins認為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現象常會在預測上很無力[1]、同時可能也是為什麼Winch認為社會學不該仿效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因此，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當火星人（我甚至不知道電腦另外一端的你來自哪裡、也不確定我看到的帳號是否正確對應到的那個在實體生活中的我認識的人，或許正在讀這段文字的你也是火星人喔）按了許多次「+1」，那可以說是種社交嗎？此處也提供一個簡明的例子：一個火星人按「+1」和一個我按「+1」，對於行為科學家而言是同一個或很相似的behaviour，但對於社會學家則是不同的action。如果行為科學家據behaviour的相似性為資料去預測往後「按+1」的這個行為模式，其預測力大概會遠低於一個與我活在相同form of life中的社會學家根據我過去的action為依據所作的、對我往後行為模式的預測。[2]

（5）據說[3] Micheal Callon曾將一個Bourdieu的學生所寫的、一篇法國草莓交易市場的論文做了延伸，闡明一個ANT的概念。這個草莓交易市場的空間很特別，買方和賣方只能在不同的樓層，透過螢幕顯示的價格消長為依據來作交易。因此，Callon透過這案例說明，「自由市場」這樣的東西，亦必須透過一些特定的物質組合才會被促動成功。社群網站也是這樣的，透過一些特定的安排，也會促成一些新的社交表現、、內容、方式、手段。

（6）當然，不應該誇大說這是全新的或有大大的革命性，過去我們也能透過MSN的表情符號或者打個「哈」字在不知道該表達什麼的時候表達些什麼，但不管怎麼樣，沒有現在的按鈕設計，許多特定的社交表達方式或造成的感受是先前不存的。如果這是對的，那麼分析社群網站時，把其中所有的表現或效果都用過去的表現或效果來解釋或分類大概會是有問題的。譬如說我答對問題，在小學五年級時我會收到綠色的獎勵卡，但現在我則收到「+1」或「讚」，但不能說收到一個「讚」就不過（像）是收到一個獎勵卡。同樣地，當我不覺得讚卻按下讚時，（就像我過去錯誤地覺得）「社群網站常常不過就是複製了實體社交的表面或虛假」時的這種批評，大概也漏失掉了許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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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ins, Harry and Martin Kusch(1998). "Methods and Principles" in The Shape of Action: What Humans and Machines Can Do, pp.7-30.
[2] 最近，看到泛科學〈社會科學靠譜嗎？〉這篇文章和facebook專頁上的許多回應。我沒有什麼知識或能力可以來回答這問題或參與討論，我只是想到一個問題：當我們身旁一個人數自然數列2,4,6,8,10,12,14,16,18,20,22,24……接下來、在一個未知的第n個數上，他會給出什麼數字？對於這個簡單的問題，我覺得社會科學的預測力大概會比較精準—如果是在吵架很適合這樣回嘴，但這麼說可能有點誤導，更精確一些應該說：自然科學家如果能正確預測出那個人給出的數字，自然科學家也絕對不是用他們認為他們所擅長、強大的自然科學方法—無論是單靠歸納或者是實驗。相反地，要正確地給出預測，必要條件是社會化、融入研究對象社群的過程。試想，如果一個行為科學家，他能從這個數數的人的「行為」歸納出並且預測出什麼嗎？行為科學家如果堅守自己的方法論（只客觀地紀錄、研究人的行為），那麼他完全不可能預測出下個數列為何。如果這是對的，有些舊的問題就會消失、同時有個新問題出現：為什麼許多社會科學研究難以如預測數列一樣精準？
[3] Law, John (2008).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 semiotics" in Turner, Bryan S. ed.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3rd Edition, pp. 141–158.

當我們說一個東西是「社會建構的」的時候

當我們說一個東西是「社會建構的」，不表示它沒有效或是假的。過去SSK最常舉的例子是鈔票，它是社會建構的，但一點都不假，而且很好用。「社會建構」這個說法詳細來說，可以做出許多細分、也有不同的強度，也有很多爭議，但基本上現在STS在講一個東西是「社會建構的」時候，意思是這個東西的形成有社會的因素、也是人為的因素—因此是有彈性的、未必要長成目前這樣的（所以科技物才是我們可以改變的）。但並不是說這東西是假的、是虛構的、是無效的，或只不過、僅僅是一種政治（當然，我覺得有些STSer似乎在做這種誤導，這對我或一般人而言應該都是非常奇怪的主張）。進一步，針對科學事業，當我們說其為社會建構，並不會說其只不過是社會建構的—就像飛機是社會建構的，但從燃料到金屬的原料都源於自然界，也都很真實，我們強調建造飛機需要人來參與或某種社會組織和制度作為前提，不意味著金屬或燃料本身也是一種共識或約定下生產出來的物質。

合理的奇想：STS之於知識管理

我覺得，一部份的STSer應該能與商管學院的人合作。如果說商管學院很在乎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的問題—即如何有效率地在組織中或組織間傳遞知識—那麼過去到現在一部份STS的研究應該能有所助益。 

認知心理學家蔡志浩講到人工智能（AI）研究時，曾提出一個有趣的比喻：「認知心理學是大腦的逆向工程」。意思是：認知心理學是構過大腦的output去推測、還原人類認知歷程與大腦運作的方式。因此，當AI科學家想要讓電腦產生「智慧」的時候，不難想像人工智能研究會需要心理學的知識。相似地，Collins於1980年代也主張，如果工程師們想要打造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且工程師們也的確努力地將許多知識轉換成命題、將其寫成程式，那麼知識社會學家應該可以對其做出貢獻、或至少應該關注AI這個當時發展得興旺的領域，因為這群工程師與知識社會學家一樣，都在拆解（呃，解構？）知識。[1]

除了人工智能領域，我想知識管理應該也是這樣的情況。過去SSK開始，SS這個領域就積極地處理科學知識的建構與傳遞的問題，這些都能讓我們探索、瞭解知識的本質。尤其，處理到知識管理，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2]也會是個重點。大型組織如何管理知識傳遞問題，或者更具體的：倉儲管理是否該自動化？如何製作成功的麵包機？這些應該—在理論上—都能是部份STSer能提供貢獻之處。近來STS領域的理論工具受到社會心理學家與服務科學家的關注[3]，應可作為一個例證。 

一個比較消極的小結論：如果今後有人質疑STS到底有什麼用、是否只會作批評而無實務上的作用時[4]，我們要記得STS可以有這樣積極、具體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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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讓人意外地，從STSer的角度出發大概對於人工製造出「智慧」並不樂觀，如果STSer認為許多知識的根基都是「社會」的話。
[2] 商管領域或心理學領域似乎比較常稱為內隱知識、implicit knowledge？
[3] Michael Gorman(2010). Trading Zones and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Creating New Kinds of Collaboration.
[4] 當然對於STS的這個假設本身就是錯誤的—雖然一些STS研究我個人看來的確這樣。

發現真理的相對主義者

Harry Collins與Robert Evans在2002年提出「第3波科學研究」（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1] 後，該篇論文一直是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期刊上被引用的前兩名。其中絕大多數是對「第3波科學研究」的反對與批評。何以有這麼猛烈的反對聲浪，Collins做出了一些解釋，譬如將第3波科學研究誤解為「精英主義」、「反民主」，與誤用了SSK的概念以外，他還給出了如下的解釋－或許這本身是強綱領中「反身性」原則的應用吧。而這也點出了STS領域界內可能的問題。

even sociologists of knowledge, however much they apply their framework to others, have a strong residual preference for seeing themselves as discoverers of the truth rather than representatives of a fashion, or 'wave', of thou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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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ins, Harry , Robert Evans(2002)."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2(2), pp.235-296.
[2] Collins, Harry(2011).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Developments and Politics', in Japan Journal for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Vol.20.

對於科學只剩下懷疑論了嗎？

這是SSK健將之一的Collins在Nature上的一篇短文，簡要地講述了他對科學以及近來對於科學的、後現代論者的看法：

Nowadays, however, I wonder if the science warriors might have been right to be worried about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what social constructivists were doing. We may have got too much of what we wished for. The founding myth of the individual scientist using evidence to stand against the power of church or state — which has a central role in Western societies — has been replaced with a model in which Machiavellian scientists engage in artfu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owerful. (......) Just showing there is some doubt about an issue, or another side to the story — at which we social scientists are nowadays unbeatable — does not inform you what to do in a case such as this. [1]

他對於這種後現代傾向的憂慮，雖然其觀察是建立於歐美的事件（反疫苗運動、Steve Fuller支持神創論等），有些卻也讓我感同身受—社會研究者的確不能／該沈淪為只是對科學抱持著無止盡的懷疑，這些的社會研究，除了容易被視為「反科學」外（但可能它們的確是），在行動上也無法有什麼額外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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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rry Collins(2009). "We cannot live by scepticism alone",in Nature 458, pp.30-31.

about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 Public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one can see that public acceptance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s and optimistic attitudes towards science do not automatically relate to people's knowledge of science. In other words, the most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sections of society and the most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nations are not the most deferential to science. Contrary to the simplistic notions of PAT, just encouraging the public to become more knowledgeable about science will not make them more automatically accepting of scientific authority. It seems that knowledgeable citizens may become discriminating 'consumers' of scientific expertise. 

Steven Yearley,2005.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p.118

科學研究的目標（之一）

公众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科学家们有时很难达成一致。公眾現在不知道如何對待不确定性和矛盾。于是他们经常采取过激行动，完全否定科学，或视科为政治阴谋。在这种特殊的与境下，我认为，科学论的观点，即认为科学作为一个专门技艺的体系并非神圣的看法，将不会对科学有什么损害，反而有利于引导公众按科学原来的面目来尊重科学。

這是Trevor Pinch回顧「科學大戰」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小段話。這篇文章的用意之一在於讓讀者（包含本書其它作者）了解何謂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SK）大致上有哪些特色，以及，最重要的問題：科學研究中的這些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有攻擊、貶損科學的意圖嗎？Pinch認為，科學研究，如果按照領域內的主要方法原則（譬如方法上的相對主義），並不會有貶低科學的作用。相反地，他認為，科學研究的目標之一在於了解科學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科學家作為一個擁有特殊技藝的人是如何在做科學工作—這將幫助大眾更了解科學，因而是對於科學的一種支持而非貶損。 Pinch的提到，科學家們都知道科學有許許多多的不確定性、科學內部也常難有共識，可是許多科學家面對大眾時卻時常宣傳科學是透過簡單的決斷實驗建立出理論的、確定的知識。隨著越來越多科學知識與技術的爭議暴露在大眾面前，這個簡單的、宣傳用的科學形象就產生了問題：大眾看見許多的科學家（「專家」）是如此地意見不合、相互抨擊，這使得大眾採取了許多過激的手段來回應、重新看待科學。其中之一就是想像出一個粗糙的利益模型，視科學知識只不過是服務大企業、大政客的手段。在這個脈絡裡，科學研究可以提供一些更符合事實的、對於科學的描述，以使大眾更了解科學，而不再對科學有兩種極端的理解。 

我很同意科學研究的目標，以及長處，是對於科學活動有更真實的描述。持著建構論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將科學視為一種人類的活動，予以細膩的追蹤、紀錄，已經累積出許多很不錯的研究。相對於許多不符史實的科學想像—例如「科學家是透過一組普遍的『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工作」、「科學理論一旦找到反證，便會被科學家拋棄」—更能顯示其價值。相對於神化科學，科學研究可以很務實地支持科學。

然而，對於Trevor Pinch所言，我認為有兩點細節值得討論。第一點，科學家是否「總是」宣傳科學的確定性呢？科學家是否總是宣傳科學是由不變的科學方法、透過簡單的否證原則、或者是某種神秘的「科學精神」所獲得的知識？我有些懷疑。在台灣，近幾年我倒沒有特別的印象是科學家總在公開場合強調科學的確定性，反倒是某些政治人物、科普推動者、科技推廣者時常將科學描述成如此。第二點是，如果大眾過激的回應是認為科學只是反映了大政客或大企業的利益，或者純屬陰謀，那麼STSer應當同意這是一個急需要去解決的問題。如果建構論的科學研究的目標與功能之一在於提供一個更實際的科學圖像，那麼沒有道理打破了「自然之鏡」後而對「利益之鏡」不聞不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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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頁24。（原文書名：The One Culture?: A Conversation about Science）這本書的企圖是回顧並且促成科學大戰中「兩方」好好地對談，12位作者中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者與科學家（化學家一位、物理學家五位，包含著名的Alan Sokal）各半。 
[2] 「科學大戰」中，一小部份科學家對於科學研究一個主要的誤解是，將「科學是建構的」或「科學是社會建構的」這類的主張讀成「科學只是／僅僅是社會建構的」。按照後面一個理解方式，很容易想像為什麼科學家覺得很荒謬。相信那也是許多科學研究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不會同意的主張，可如果只是強調科學不是純粹自然的反映，而對於「科學不過就是一場陰謀、金錢利益的反映」這類的主張不吭聲，恐怕還是很容易受到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