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T小史

▲ 上圖為Bijker於1983的4S會議上做的論文海報[1]，題目是「技術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

荷蘭的技術社會學家Wiebe Bijker於2012獲得技術史學會（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SHOT ）的大獎The Leonardo da Vinci Medal時做了一個演講。在這演講中的一部分，他頗詳細地敘述了他提出SCOT的一些歷程。Bijker回憶道，一他開始只是偶然地有一個研究員的職位，在Twente大學的一個企圖拓展對於技術的理論的計畫下，開始對於幾項技術物作歷史的質性分析。後來，恰巧Trevor Pinch在Bath的約要到期了，Bijker就請他到Twente六個月。在這段期間，兩個人開始覺得SSK的理論或許可以用於技術研究上。

過不久後，他們把研究成果投至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上。後來得知這篇投稿讓主編David Edge很為難：或許當時要把一篇以技術為主題的研究刊登在科學研究的期刊上在當時並不那麼理所當然。據說，他們提出來的理論，一開始命名為「Joint Programme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是Edge建議把名稱改掉、稱作現在廣為人知的SCOT。

這個想法受到些鼓勵後，Bijker就飛往美國參與4S報告SCOT（上頭的圖片即是當時張貼的論文海報，因為該次會議主辦方希望能容納更多與會者，因為要Bijker除了報告之外、也準備海報張貼），也接受到當時許多正面的肯定。為了延續這些熱烈的討論，1984年他們在Twente舉辦了一個工作坊、邀請對於這議題有興趣的學者，如Latour, Callon, Hughes……等一同參與。之後Hughes願意與Pinch, Bijker一同編輯那本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據說讓一些美國學者很訝異、怎麼Hughes會願意把自己的名字與兩個不知名的歐洲人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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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圖片出處：Bijker, Wiebe (2013). Good Fortune, Mirrors, and Kisse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54(3): 600-618.

當我們說一個東西是「社會建構的」的時候

當我們說一個東西是「社會建構的」，不表示它沒有效或是假的。過去SSK最常舉的例子是鈔票，它是社會建構的，但一點都不假，而且很好用。「社會建構」這個說法詳細來說，可以做出許多細分、也有不同的強度，也有很多爭議，但基本上現在STS在講一個東西是「社會建構的」時候，意思是這個東西的形成有社會的因素、也是人為的因素—因此是有彈性的、未必要長成目前這樣的（所以科技物才是我們可以改變的）。但並不是說這東西是假的、是虛構的、是無效的，或只不過、僅僅是一種政治（當然，我覺得有些STSer似乎在做這種誤導，這對我或一般人而言應該都是非常奇怪的主張）。進一步，針對科學事業，當我們說其為社會建構，並不會說其只不過是社會建構的—就像飛機是社會建構的，但從燃料到金屬的原料都源於自然界，也都很真實，我們強調建造飛機需要人來參與或某種社會組織和制度作為前提，不意味著金屬或燃料本身也是一種共識或約定下生產出來的物質。

合理的奇想：STS之於知識管理

我覺得，一部份的STSer應該能與商管學院的人合作。如果說商管學院很在乎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的問題—即如何有效率地在組織中或組織間傳遞知識—那麼過去到現在一部份STS的研究應該能有所助益。 

認知心理學家蔡志浩講到人工智能（AI）研究時，曾提出一個有趣的比喻：「認知心理學是大腦的逆向工程」。意思是：認知心理學是構過大腦的output去推測、還原人類認知歷程與大腦運作的方式。因此，當AI科學家想要讓電腦產生「智慧」的時候，不難想像人工智能研究會需要心理學的知識。相似地，Collins於1980年代也主張，如果工程師們想要打造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且工程師們也的確努力地將許多知識轉換成命題、將其寫成程式，那麼知識社會學家應該可以對其做出貢獻、或至少應該關注AI這個當時發展得興旺的領域，因為這群工程師與知識社會學家一樣，都在拆解（呃，解構？）知識。[1]

除了人工智能領域，我想知識管理應該也是這樣的情況。過去SSK開始，SS這個領域就積極地處理科學知識的建構與傳遞的問題，這些都能讓我們探索、瞭解知識的本質。尤其，處理到知識管理，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2]也會是個重點。大型組織如何管理知識傳遞問題，或者更具體的：倉儲管理是否該自動化？如何製作成功的麵包機？這些應該—在理論上—都能是部份STSer能提供貢獻之處。近來STS領域的理論工具受到社會心理學家與服務科學家的關注[3]，應可作為一個例證。 

一個比較消極的小結論：如果今後有人質疑STS到底有什麼用、是否只會作批評而無實務上的作用時[4]，我們要記得STS可以有這樣積極、具體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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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讓人意外地，從STSer的角度出發大概對於人工製造出「智慧」並不樂觀，如果STSer認為許多知識的根基都是「社會」的話。
[2] 商管領域或心理學領域似乎比較常稱為內隱知識、implicit knowledge？
[3] Michael Gorman(2010). Trading Zones and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Creating New Kinds of Collaboration.
[4] 當然對於STS的這個假設本身就是錯誤的—雖然一些STS研究我個人看來的確這樣。

發現真理的相對主義者

Harry Collins與Robert Evans在2002年提出「第3波科學研究」（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1] 後，該篇論文一直是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期刊上被引用的前兩名。其中絕大多數是對「第3波科學研究」的反對與批評。何以有這麼猛烈的反對聲浪，Collins做出了一些解釋，譬如將第3波科學研究誤解為「精英主義」、「反民主」，與誤用了SSK的概念以外，他還給出了如下的解釋－或許這本身是強綱領中「反身性」原則的應用吧。而這也點出了STS領域界內可能的問題。

even sociologists of knowledge, however much they apply their framework to others, have a strong residual preference for seeing themselves as discoverers of the truth rather than representatives of a fashion, or 'wave', of thou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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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ins, Harry , Robert Evans(2002)."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2(2), pp.235-296.
[2] Collins, Harry(2011).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Developments and Politics', in Japan Journal for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Vol.20.

對於科學只剩下懷疑論了嗎？

這是SSK健將之一的Collins在Nature上的一篇短文，簡要地講述了他對科學以及近來對於科學的、後現代論者的看法：

Nowadays, however, I wonder if the science warriors might have been right to be worried about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what social constructivists were doing. We may have got too much of what we wished for. The founding myth of the individual scientist using evidence to stand against the power of church or state — which has a central role in Western societies — has been replaced with a model in which Machiavellian scientists engage in artfu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owerful. (......) Just showing there is some doubt about an issue, or another side to the story — at which we social scientists are nowadays unbeatable — does not inform you what to do in a case such as this. [1]

他對於這種後現代傾向的憂慮，雖然其觀察是建立於歐美的事件（反疫苗運動、Steve Fuller支持神創論等），有些卻也讓我感同身受—社會研究者的確不能／該沈淪為只是對科學抱持著無止盡的懷疑，這些的社會研究，除了容易被視為「反科學」外（但可能它們的確是），在行動上也無法有什麼額外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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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rry Collins(2009). "We cannot live by scepticism alone",in Nature 458, pp.30-31.

「匱乏模型」有何問題？

「匱乏模型」有什麼問題，我認為有必要弄得清楚些。

「匱乏模型」（deficit model，或譯「欠缺模式」）在PUS（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或PAT（public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的發展脈絡下，之所以被批評，在於其有一個假設「了解科學就會喜歡科學」（to know science is to love it），反過來說就是「民眾不接受科技是因為他們無知」。譬如：認為民眾不接受綠能科技是因為無知或資訊不足。過去一些調查研究發現民眾接受科技與否和民眾有無科技知識未必相關。這是「匱乏模型」主要的問題。

那麼，如果我們主張：「要來討論科技問題、解決科技爭議，民眾多了解科學或技術知識會更恰當」，這可能是錯的也可能是對的、也是可以討論，但我們做出此宣稱時，未必預設了「匱乏模型」—因為我們沒有主張民眾的抵抗是出於無知。同理，若我們主張「民眾也需要科技知識」同樣不必是種「匱乏模型」。

STS(er)能否對環境運動別有貢獻？

自從去參加了第二屆年會以來，我一直有個困惑：對於台灣許多關注環境問題的人而言，STS究竟意味著什麼、STS到底在何處能有有別於其他學科、現有台灣環境運動論述的貢獻。尤其近來愈來愈多人強調科技爭議中的「STS觀點」的時候。

STS在科技爭議中的長處，可以總歸為兩點：第1點是質疑知識的純粹性；第2點則是挖掘科學家以外常民可能的貢獻。

第1點一般可追溯至Kuhn與SSK的論點：科學不是真理、科學會受到社會因素所影響—但通常也就僅止於這種泛泛之談。也正因為如此，粗糙的利益說常常在此現形：有些STSer質疑科學家或技術官僚對於某些現象的因果性宣稱、認為十分可疑、值得爭辯，甚至未經什麼考據便認定特定科學家「只是」由於利益而做出某些STSer所不喜愛的科學結論。但這些STSer主張的、特定科學家或技術官僚的宣稱與利益間的因果關係通常沒有更高的可信度。甚至，有些時候會讓人有這樣的印象：僅僅因為「科學家」這個身份，使科學家因此就成為了認識論上的弱勢—科學家的結論只取決於他的利益！（一如過去認為的常民基於「常民」這個身份而無法參與爭議那樣荒謬）連帶地出現另外一個問題：有些STSer不斷強調科學家無法代言自然，但非科學家則卻由於一些神祕的理由抓住了獅子的尾巴。

當然，每個人都可以辯護，一些STSer在特定這些爭議與運動之中，隨意指稱特定科學家的宣稱是被特定利益決定性地影響（但作為社會科學家的STSer確可以跳脫這種束縛），或是未經嚴格檢驗便杜撰出「常民專家」——這些行動都是出自於倫理上的考量：即技術官僚與科學家在爭議之中於制度上佔有優勢地位與資源，因而STSer應該要支援處於弱勢的行動者，或為其發聲，並不對稱地消弱在制度面有優勢的科學家，這是可以接受的。這種風行於許多社會科學領域內的信念，是很可以理解的，也的確在追求「正義」（誰的？）的過程中需要被記得。

但是，如果僅僅只是出於這種信念，STSer就可以不用在過去所擅長的問題（科學家如何受到特定利益影響？常民如何有專業技能？）中做出嚴謹分析，甚至暗示科學知識與技術物「只是」利益產物（這只能顯示分析者對科學與技術物的全然無知—他們大概相信社會甚至宇宙是由一堆觀念所組成的），那麼我委婉的結論是：在這種方式下，STSer（而不是STS觀點）無法對科技爭議與環境運動做出有別於現有環境運動者、或既有社會科學的貢獻。因為這些方式或看法早存於既有的社會科學內、以及環境運動的論述之中。

about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 Public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one can see that public acceptance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s and optimistic attitudes towards science do not automatically relate to people's knowledge of science. In other words, the most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sections of society and the most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nations are not the most deferential to science. Contrary to the simplistic notions of PAT, just encouraging the public to become more knowledgeable about science will not make them more automatically accepting of scientific authority. It seems that knowledgeable citizens may become discriminating 'consumers' of scientific expertise. 

Steven Yearley,2005.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p.118

citizen expertise ？

Steven Yearley提到，他曾研究Sheffield的空污管控爭議，其中有科學家提出一個空汙監控的模型，想以此模型紀錄、預測空氣汙染的情況。但在地民眾指出，這個模型有一個預設是：當地的工廠會按照法規規定的時間與總量來排放—科學家除了沒有足夠的經驗證據做此預設外，有親戚在工廠工作的在地人也表示工廠常在規定時間以外或無監測時排放廢氣。[1]

科哲過去有不充份決定論題，Irwin與Wynne進一步指出科學提供的框架不可避免地既是技術上的也會是社會上的，在上述案例即可看到科學家提出的模型有一個關於社會世界的輔助假設。如果這是對的，這個案例揭示了常民可能可以對於社會的了解，加以修正科學家的模型或預測—這是一個技術上的貢獻。這種"citizen expertise"，既不屬於interactional expertise （ex. Act up）也應不屬於contributory expertise（ex. sheep-farmers，對於羊群、土壤有技術上的了解以做出技術上的貢獻）？這或許是Collins' SEE架構中所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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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ven Yearley, 2005."Experts in Public: Publics' Relationships to Scientific Authority",in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pp.113.128.

爭議中的「不可共量性」？

常見一些爭議中會出現這樣的評論：他們在不同的「典範」之中，爭議中的雙方是不可共量的。

如果只給出這個結論，是一個很糟糕的評論。先不問此處的「典範」為何，我認為這些人應該回覆這個問題：這邊說的「不可共量（性）」是什麼？

依照陳瑞麟或Kuhn，不可共量性有三種意義：標準上的（什麼是該處理的問題、科學與否）／意義上的（「力」是什麼？「質量」是什麼？）／知覺世界的（知覺到的、能看到的就不同）。如果像是Kuhn後期削弱自己宣稱，指的是前二者，那個溝通、翻譯都是可能的，因為我們僅是詮釋上、理解上不同，但還是可能找出「共有的理性」，因而協商、審議民主都是可行的；也連帶地，爭議中多方的專家若坐下來也是可以交換訊息，甚至擬定出更好的決策。然而，倘若爭議中的不可共量性，指的是知覺世界上的不可共量，那意味著爭議中多方他們在根本的知覺經驗上就是不同的—身處在不同的（知覺）世界中（我很懷疑有幾個科技爭議真的是在這個層次上）。如果是這樣，爭議中許多的專家可以說無法溝通，同樣地，審議民主、協商等都是不可能，因為身處在不同世界中，不僅僅是對同樣事物的詮釋有差異，因此沒有共有理性的基礎。如果這是對的，那麼同時主張知覺世界不可共量性又主張審議民主在我看來是奇怪的。

在這邊不是質疑、甚至反對審議民主（就像質疑反核的理由時常飛來一頂「支持核電」帽子），我質疑的是在科技爭議中談「不可共量性」到底有能有什麼意義、產生什麼行動。如果主張最強的、知覺世界的不可共量性，如上述我的推測：此時溝通的基礎（溝通理性）並不存在；而主張最弱的、標準上的不可共量，那麼在我看來直接說「爭議中各方的價值觀不太一樣」、「爭議中各方在乎的事情不同」（經濟或者環境、安全或者成長、工業或者農業）或許會更加加貼切。最後，我的一個小小的推測是：主張爭議各方不可共量，大概只是研究者懶得去分析爭議中各方的「詮釋」或「觀點」究竟有什麼不同。

旅行的意義

佩索亞說：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我們看到的，並不是我們所看到的，而是我們自己。

很喜愛與他人討論STS。而且，我較偏好與不同學校、不同系所的同學介紹、討論。這有許多原因，特別是學習上的。一來是周遭同學們由於共同修課，閱讀的文獻很大的程度上是重疊的，使得認識其他觀點的可能很大地遭到限縮。二來是領域共識：STS雖然是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但在一些議題上，仍有蠻相似的意見。譬如說核電問題、常民與專家間的關係、公民參與的支持與否。[1]如果一群人有看似相同的主張，那麼該主張受到檢驗的機會通常會小得許多。當然，我很大程度上多贊同STS領域內的許多觀點與共識，但在文獻閱讀上我覺得「充滿敵意地閱讀」仍可帶著我們更嚴格地檢視論證—這除了是學習上的需要同時也是戰略上的需要—為了今後讓提出的主張發揮影響力，首先得成為自己的敵人檢驗自己提出的主張。畢竟很多時候，學科內的討論可以訴諸黑箱（black box）[2]但外人則會問：憑什麼？第三點則是比較細微的，對於同樣文獻的詮釋。不同學校或領域的同學，雖然一同閱讀同篇文獻，對其詮釋仍會有不小的差異、認定的重點與心得、評價也很不一樣，這些差異格外有意思。這樣的感受在和甫入學的新生們一同修課時也能感受到，但多會隨著時間日益減小。 

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科學，甚至科學知識本身，都有一個地方身世。換句話說，科學知識也是種地方知識。回頭來看，科技與社會（STS）這個學科也是。哲學家維根斯坦讓我們了解到：規則的應用並不受制於規則本身。即便是數數，譬如一個對特定數學序列的延續，都有社會文化的力量在作用。同樣地，學術研究也是如此。即便是STS領域內的經典研究，STS研究者對其的詮釋與運用也有差異。例如STS知名學者Brian Wynne對於英國湖區輻射塵降爭議的著名案例研究，在國內多被詮釋為一個常民參與有助於解決科學爭議的例證，然在他國的文獻回顧裡，有時則聚焦於科學機構與科技傳播間的關聯。

這讓我想起Harry Collins對於人工智慧「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與「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研究所得出來的啟示：知識工作（即便是實驗室內的科學工作）中富含許多建築於文化上的技藝（cultural skill），使得社會文化的力量得以滲透於知識工作中。[3]正如旅遊者意識到文化差異時才深刻感受到自己背負的文化，我們在與其他社群、學科領域的人交流中也得以將自己看得更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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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別強調：這僅代表個人感受。 
[2]譬如說某主張是領域內的常識，或者訴諸某本書：「你可以去看那本.....」 
[3]Collins, H. M., (1987) `Expert Systems and the Science of Knowledge', in Bijker, W., Hughes, T., & Pinch, T.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al Study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329-48.

科學研究的目標（之一）

公众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科学家们有时很难达成一致。公眾現在不知道如何對待不确定性和矛盾。于是他们经常采取过激行动，完全否定科学，或视科为政治阴谋。在这种特殊的与境下，我认为，科学论的观点，即认为科学作为一个专门技艺的体系并非神圣的看法，将不会对科学有什么损害，反而有利于引导公众按科学原来的面目来尊重科学。

這是Trevor Pinch回顧「科學大戰」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小段話。這篇文章的用意之一在於讓讀者（包含本書其它作者）了解何謂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SK）大致上有哪些特色，以及，最重要的問題：科學研究中的這些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有攻擊、貶損科學的意圖嗎？Pinch認為，科學研究，如果按照領域內的主要方法原則（譬如方法上的相對主義），並不會有貶低科學的作用。相反地，他認為，科學研究的目標之一在於了解科學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科學家作為一個擁有特殊技藝的人是如何在做科學工作—這將幫助大眾更了解科學，因而是對於科學的一種支持而非貶損。 Pinch的提到，科學家們都知道科學有許許多多的不確定性、科學內部也常難有共識，可是許多科學家面對大眾時卻時常宣傳科學是透過簡單的決斷實驗建立出理論的、確定的知識。隨著越來越多科學知識與技術的爭議暴露在大眾面前，這個簡單的、宣傳用的科學形象就產生了問題：大眾看見許多的科學家（「專家」）是如此地意見不合、相互抨擊，這使得大眾採取了許多過激的手段來回應、重新看待科學。其中之一就是想像出一個粗糙的利益模型，視科學知識只不過是服務大企業、大政客的手段。在這個脈絡裡，科學研究可以提供一些更符合事實的、對於科學的描述，以使大眾更了解科學，而不再對科學有兩種極端的理解。 

我很同意科學研究的目標，以及長處，是對於科學活動有更真實的描述。持著建構論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將科學視為一種人類的活動，予以細膩的追蹤、紀錄，已經累積出許多很不錯的研究。相對於許多不符史實的科學想像—例如「科學家是透過一組普遍的『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工作」、「科學理論一旦找到反證，便會被科學家拋棄」—更能顯示其價值。相對於神化科學，科學研究可以很務實地支持科學。

然而，對於Trevor Pinch所言，我認為有兩點細節值得討論。第一點，科學家是否「總是」宣傳科學的確定性呢？科學家是否總是宣傳科學是由不變的科學方法、透過簡單的否證原則、或者是某種神秘的「科學精神」所獲得的知識？我有些懷疑。在台灣，近幾年我倒沒有特別的印象是科學家總在公開場合強調科學的確定性，反倒是某些政治人物、科普推動者、科技推廣者時常將科學描述成如此。第二點是，如果大眾過激的回應是認為科學只是反映了大政客或大企業的利益，或者純屬陰謀，那麼STSer應當同意這是一個急需要去解決的問題。如果建構論的科學研究的目標與功能之一在於提供一個更實際的科學圖像，那麼沒有道理打破了「自然之鏡」後而對「利益之鏡」不聞不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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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頁24。（原文書名：The One Culture?: A Conversation about Science）這本書的企圖是回顧並且促成科學大戰中「兩方」好好地對談，12位作者中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者與科學家（化學家一位、物理學家五位，包含著名的Alan Sokal）各半。 
[2] 「科學大戰」中，一小部份科學家對於科學研究一個主要的誤解是，將「科學是建構的」或「科學是社會建構的」這類的主張讀成「科學只是／僅僅是社會建構的」。按照後面一個理解方式，很容易想像為什麼科學家覺得很荒謬。相信那也是許多科學研究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不會同意的主張，可如果只是強調科學不是純粹自然的反映，而對於「科學不過就是一場陰謀、金錢利益的反映」這類的主張不吭聲，恐怕還是很容易受到誤解。

粗糙「利益說」的缺陷

之前曾這樣寫過：

一種對於科學家的無聊指控是：科學家收了錢。比如說運動團體或民眾時常批評孟山都資助的科學家、贊成核能發展的科學家、石化產業聘請的科學家……。科學家收了錢，so what？ 科學家自己的利益與生產出的知識，可能有因果關係可能也沒有。如無法指出利益與知識的因果關係，這種指控的價值並不大。

前幾天朋友提到中部一些環保團體與台電合作空污監測計畫一段時間後，在意見、主張上和其它環保團體越來越遠，甚至與台電的越加相似。地方上的一些環保團體便批評他們被台電收買、收編……等等。這讓我想到Epstein的愛滋療法運動的研究。Epstein特別提到愛滋療法社運團體中那些有能力接近醫學團體、政府機構的那些「常民專家（lay-expert）」，隨著時間過去，他們的意見變得保守、與社運團體的意見開始有了些距離 [1]——這個時候我們應當如何解釋？「收買」、「收編」、「利益關係」……這些是很常見的解釋—這樣的解釋的確有可能，但如果無法證實「利益」與「生產出的知識／宣稱的主張」間的因果關係，我們就沒有理由認為「因為他們越來越了解實際情況」這個解釋的說服力比較低。 [2]

這種簡單的「利益」與「知識」間關係的模型，常（但不止於）出現在大眾評論中：遇到不喜歡的主張，先找主張者相關的利益、斷言此一主張是源於某一利益，比如說Y所描述的情況，或許多臺灣電力與石化廠的爭議中，都很容易可以見到這些激昂卻無力的批評—因為某一主張提出者有一個利益，這項利益「必定」導致該主張，因此該主張可忽略。因為某學者常常為石化業做研究、因為某公司要賺錢、因為某環保人士收了核電集團或邪惡大企業的錢……所以他們的意見都只是利益的產物，不需要認真看待。（比如說苦勞網對於Patrick Moore的報導）

這是一種極為粗糙的、知識的社會決定論：任何主張，即便是科學知識，都「只是」利益的反映。抱持這一模型會有嚴重的問題：倘若遵照SSK(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的「對稱性(symmetry)」原則來看，爭議中正反兩方科學家／環保人士的研究或主張同樣有問題、可忽略 [3][4]，進一步：我們完全不再需要參考任何科學研究。或者我可以作個小小的結論：認為某一利益關係「必然導致」某一科學研究之結論者，是反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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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pstein, 2004,「民主、專業知識、和愛滋療法社會運動」，《科技渴望性別》，頁225-256。 
[2] 這一部份也是我研究到現在的反省。對於自己的研究，我現在的觀點越來越遠離研究初始時的看法，而轉換後的觀點的確也越來越保守。但是我並不認為那只是因為我受到一些特定的利益所影響。 
[3] 在經驗上，這個模型也是有問題的，比如說反中科的學者不會因為拿了國科會的錢就轉而支持中科。 
[4] 有個方式可以挽救這個模型的缺陷，這個挽救方式確實常被採用，那就是非對稱的解釋模式：只有自己不喜歡、不接受、反對的主張才是源於利益。

我們是否只是在幫助弱勢？

老問題了。以前在C老師的STS課程裡，談到公民參與時，有次討論的議題好像是電塔或焚化爐之類的爭議（記不太清楚了）。老師拋了一個問題給大家，大概是這樣的：為什麼我們在社區民眾抗議電塔或焚化爐蓋在社區附近時，我們會批評政府，而在社區民眾抗議精障者機構設置在社區（社區民眾擔憂精神疾病會透過飛沫或空氣傳染入社區）時卻不會？ 

「科學有不確定性」、「主觀風險」、「不同的理性」、「在地社會認同」、「對於地方的情感」、「想要守護的生活型態」、「專家已經先設定了問題框架」這些用以抵抗科技官僚的工具在兩個情況下好像都可以使用。

 我們是否只是在幫助（我們所認定的）弱勢？

非對稱的解釋模式

當「專家」做出的結論不是我們想要的、贊同的，就去找出專家學者們的計畫拿了政府多少錢，給討人厭的結論一個社會面解釋：利益、偏見、盲點。當「專家」做出的結論是我們想要的、贊同的，就賦予這種討人喜歡的結論一個非社會的解釋：真理、客觀、中立。這正是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指出的，「非對稱」(asymmetrical)的解釋模式。[1]

這種解釋模式除了會危及知識社會學領地擴張外[2]，最大的缺陷在於只能事後諸葛。在各方專家學者作科學研究、開會討論、籌募經費時，我們很難看出來誰比誰客觀，他們都有各自的利益、偏見、盲點。因此，我們常常難以判定應該仰賴哪位專家（此刻凸顯了一個問題：我們用以判斷何者客觀、理性、可信的依據是什麼？）

這種非對稱的解釋，除了政府、企業內的科技官僚們時常使用外，社運團體也常使用。打造一個不會受到無知群眾干擾的閉門會議和要求一個乾淨、不受權力與利益污染的環評基本上是同一種想像：如果將社會因素完全隔絕於科學之外，客觀、理性、真理…就會在此降臨。那麼，慣用這種解釋模式的人是如何得知真理的降臨？專家結論能為他們背書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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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Ser不見得比較不會犯這樣的錯誤。
[2] 倘若我們以這種非對稱的解釋模型來解釋科學史中許多爭議、理論間的勝敗，將勝出的理論與科學家視為因為其掌握真理而獲勝，這便使得社會學僅侷限於解釋敗陣下來的理論與科學家，其背後的「利益」或「偏見」。

科技爭議的STS觀點

相信每個人都能感受到，有越來越多的科技爭議在這座島嶼上發生，隨之而生的爭辯以及科學家與科學家間、科學家與民眾間的衝突越來越多。時常佔據報章版面的核四爭議與美牛爭議，就是這樣的例子。

STS研究者對於科技爭議的看法，或許有許多差異，但有兩點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是共識（吧）：（1）科技爭議很難、也很少純粹透過科學證據終結、（2）不只有科學家才夠格對科技爭議表達意見。

科學界很少針對一項問題有穩定長遠的共識，對於議題涉入最深最久的核心科學家們（coreset）形成共識的速度也非如科普傳播所呈現的那樣迅速。[1]研究科學與法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STS學者Sheila Jasanoff，便指出在許多法庭上的科學知識爭議，如公害事件的因果判定，法庭和政策擬定常需要毒物實驗或流病研究等資料來輔佐判斷。但是，動物實驗是否能推論到人的身上？「數量夠多的」人體實驗密集暴露的實驗設置是否等同於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的暴露狀況？……[2] 這些法庭科學不斷出現的問題都彰顯了：面對新興風險，很少有單純依據科學「證據」產生的政策，這種期待也不切實際。

在面對新興的風險議題（暖化、美牛、電磁波…等）時，我們發現這樣的困境是常見的。這種時刻，要做出夠好的抉擇，公共討論的確需要專家的科學知識，但可能不只是專家的科學知識—對於這點，歐美STS界已有豐富的案例研究。最知名的案例有Brian Wynne對於英國湖區牧羊人社群的研究[3] ，以及Steven Epstein對愛滋療法社運團體的分析[4] ，這兩份經典研究均顯示：在科技爭議中，非科學家的參與未必會「污染」、「阻撓」、「拖累」科學家，反而有機會彌補、修正科學家的不足，以產生更適當的科技決策。

在大眾媒體上，一些科學家或者科技官僚對於科技爭議的觀點，多半是認為這是「專家」的領域[6] ，激情、不理性、知識不足的民眾應當被隔離在外，以便產生最好的科技決策。因此，多數的科技爭議，非科學家一般是沒有參與空間的。而即便民眾有參與、有表達的機會管道，他們的意見也時常不被科技官僚重視。例如，洪申翰提過一次參與公民會議的經驗，他看到「專家」們往往為某一科技爭議先設定了一個狹窄的議題框架（例如未來供電是否充足？核電廠本身安全與否？）而排除了許多民眾也會擔憂的問題（例如核廢料的儲藏與分配）。[5] 當民眾於會議中提出後者時，則被專家視為不理性、「證實」了常民沒有參與會議的能力—這是一種奇怪的「理性」標準。

以往被視為非專家的人是可能對科技爭議的解決有所助益的，即便這些人並不是科學家—我們需要一種科技決策的架構，不再將民眾或非科學完全排除，甚至，讓他們有機會貢獻知識，幫助科學家做出更好的判斷。[7]對於政府與學界，讓這樣的架構實現，是一個值得、也應該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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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rry Collins and Robert Evans, “The 3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2), pp.235-296.
[2] 可參考STS學者Sheila Jasanoff的著作Science at the Bar。
[3] Brian Wynne,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s: 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 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eds., A.Irwin & B.Wynne, pp.19-46.
[4] Epstein, 2004,「民主、專業知識、和愛滋療法社會運動」，《科技渴望性別》，頁225-256。
[5] 這樣的現象在歐美或許也是常見的，可參考：Brian Wynn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forming and Obscuring a Political-Conceptual Category Mistake”, EASTS, 2007, No.1, pp.99-110.
[6] 值得提醒的是，許多科技爭議發生時，「誰是專家」本身也會陷入爭議。
[7] 除了STS領域，許多學者也提出類似的主張，不過如何不落入民粹主義是個重要的課題。STS雖然有許多案例顯示某些常民知識的價值與參與決策的貢獻，但那不意謂著民眾參與必定對科技決策有益。區辨哪些人對科技決策有益，是Harry Collins 與 Robert Evans發起的「第三波STS」近年來所努力的目標。

技術問題就是社會問題

來到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機場廁所，打掃阿姨長年因男士對不準小便斗，漏出整地的尿液所苦惱，儘管貼上宣導標語，卻仍然不見成效。聰明的設計師發現這個問題，於是在便斗中央，畫上一隻蒼蠅作為尿尿時的箭靶。經過一夜測試之後，地板的漏尿面積也降低80%，難題輕鬆被解決。而這就是Nudge的威力，善用巧妙的設計，引導人們的做出下意識的行為，達成原先設定的目標。

〈1分鐘帶你認識綠色心理學：「Nudge」〉[1]

用技術物來解決社會問題有時是很有效的，但也需要注意到，這種手段與許多政策一樣，都可能進一步重塑社會關係，也未必僅具正面功效。如畢恆達就曾〈排除異己的公共空間〉中指出，某些公園躺椅和車站座椅的特殊扶手是被設計用來排除遊民。這樣的設計，在前陣子「應曉薇事件」中，也逐漸受到注意。因此，技術物件的設計往往不只是技術細節的問題，也是社會與政治的議題。

技術哲學家Langdon Winner便曾細緻地處理過這組問題，論道技術選擇有時是很重要的政治抉擇。在他知名且具廣大影響力的著作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中，首先便舉出了許多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以證實：（1）使用某一技術物，我們可以擁有的行為選項便會有所轉變、（2）當社會接納某一技術物後，不但社會中的許多規範便得再協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會有所轉變。例如，當開始採用網路繳交作業後，教師發現他們必須和學生去協商電腦故障等狀況下成績的評定辦法；關係的轉變有時不限於少數人之間，例如電視機於社會中普及以後，即便個人不在家中裝設電視機，仍必須面對許多社交活動中對於電視節目的討論—在這個意義上，電視機是一個人「關不掉的」。Winner先用這些例子論證：選擇一項科技物，有時是選擇我們要什麼樣的世界。[2]

接續於後的，便是Winner最著名的問句「技術物有政治性嗎？(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Winner首先舉知名建築師Robert Moses在紐約所建造的低架橋為例，指出建築師是刻意將這些橋蓋得特別低，使得當時多為黑人搭乘的巴士無法抵達海灘，以達到種族隔離的效果。[3] 除了設計者刻意透過技術物達到的政治效果，有些技術物在Winner的眼中是具有一「天生的」、難以抹除的政治性。核電廠就是這樣的例子。Winner分析道，核電廠所需要的燃料與副產品—鈾與鈽—在管理、儲存與後續回收、污染控制上，就是需要一個傾向集權管控的組織才能有效地處理這些實務上的「技術需求」。這使得使用核電廠、接納核電作為供電來源，就為使得集權管理正當化、令國家組織朝著集權的方向發展。

一旦技術物如核電廠興建且開始運轉了，則調整社會生活去配合技術需求的理由就成為正當，如同春天花開般自然。

〈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收錄於《科技渴望社會》。

既然技術物可能具有政治效果，我們作技術選擇時便該意識到這同時也可能是政治抉擇，且在這之中，不能再單以「技術（細節）問題」作為理由，免於大眾檢視、參與討論與評估。我們應當開始注意生活中許許多多的科技問題，因為那關乎我們的生活會變得如何，也關乎許多重要的政治問題。這將使我們由科技夢遊症(technological somnambulism)中清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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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了透過教育或政策，社會問題確實可能透過設計與改造技術物件來獲得解決，而成效可能更好、更快。但這也並非只限於透過心理學來達成。
[2] 這即是Langdon Winner所言，「技術物作為生活型式（Technologies as Forms of Life）」的意思。 
[3] 當時這些低價橋是否真如Winner所分析的具有種族隔離之效？當時的巴士是否真的無法抵達海灘？相關細節之爭議可參考Bernward Joerges為此而寫的論文“Do Politics have Artefacts?”

技術與身體的意義

周遭許多人拔智齒，K向我提到智齒被許多醫師視為無用，這讓他很好奇這是何時開始的。回顧許多醫療技術的發展，我們可以看見，技術的推動過程中，往往也需要推動者去經營另外一套身體觀與社會關係。例如，在吳嘉苓研究人工生殖科技的一篇論文中，我們就看到了不同受孕技術引入台灣時，醫師們會隨著技術去經營一套說／做法：血緣關係重要與否、或混合捐精者與先生的精液使不孕者不那麼排斥捐精技術。[1]

K提到的智齒無用論，也讓我想到先前聽王秀雲介紹他的研究：台灣子宮切除術的歷史。[2]子宮切除術此一技術的興衰史以及施行此手術的多樣原因，同樣也伴隨著「子宮」這個器官的意義轉變—子宮可能是：生小孩的器具、無用的癌症未爆彈、「女人」必備的器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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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u, Chia-Ling. 2011. “Managing Multiple Masculinities in Donor Insemination: Doctors Configuring Infertile Men and Sperm Donors in Taiwa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33 (1) .
[2] 這個研究，除了展示了此技術發展過程中的醫病關係與性別權力關係外，也交代了子宮切除術與輸卵管結紮術這兩項技術既競爭又相輔的關係。相較於一些單單旨／只在「為婦女發聲」的研究有趣也複雜許多。不知道現在史否以發表至期刊，有興趣者可參考《護理與社會︰跨界的對話與創新》中的「子宮切除的歷史︰醫療知識、性別與女人的經驗」。
[3] 這份研究中，讓我尤感有趣的是，在1960年代的臺灣，切除子宮對於當時一些醫師與婦女而言，具有「積極、進步」的意義。

歐美科技

許多新的科技物在歐美當地有許多爭議，但到了台灣許多爭議都被略去不談而被迅速接受，甚至被視為應當用力追逐、趕上的目標，甚至視其為一種進步、文明、啟蒙、解藥[1]—這樣的現象是在讀歐美技術研究的文獻很少會提到的。但這在台灣卻似乎是個慣常的現象。或許這是台灣相對於歐美的一個特殊性。[2]

台灣對於歐美科技或科學方案的迅速接受是個有趣的議題。許多歐美的技術研究的重點與理論企圖是要解釋在許多爭議下一項科技如何推展被接納、至穩定發展。相對於此，台灣的科技爭議研究或許需要多去回答「為何一個科技物的推展過程中沒有什麼爭議？」，這個問題，我感覺西方的幾個知名理論並無法做出夠好的解釋。這或許是臺灣的STS研究者可以嘗試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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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乳房攝影的技術。根據一位同學的研究，在美國，乳房攝影這項技術與相關的篩檢政策到現在都有許許多多的爭議，在科學上或在社會上均然—適合用於檢測幾歲的婦女、偽陽性的問題、對降低死亡率有無幫助、輻射劑量的風險……等—除了有醫師間的論戰，也出版了許多探討乳房攝影技術與政策爭議學術與大眾書籍。相對於此，引進此項技術的臺灣，婦女團體與病友團體也一致將乳房攝影技術視為是希望、是救星，在比例上，卻極少關注到此技術的許多爭議。
[2] 我覺得制度，譬如TNR也是這樣，忽略了許多科學上的爭議、將不接受的社區解釋為進步意識不足。理性是辯詞而非動機。前幾天我聽教授們稱讚歐美的過勞死的標準，無關好壞，只是讓我想到許多災難科技引進時或許也是被這樣談論的吧。

社會建構派打開科技的黑箱……然後呢？

前幾天讀了Langdon Winner的Social Constructivism: Open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修改自1991年的會議論文：Up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這篇文章是對於當時技術社會學(sociology of technology)中社會建構派的批評：這些人打開了科技的黑箱，但裡頭卻空空如也—社會建構派細緻地呈現科技演變過程中非線性、動態、交互的社會建構過程，卻畏縮／無能於做出更加緊要的判斷。

Winner認為，社會建構派的這些研究者，相較於前一代、探究技術與社會間之關係的理論家們，如馬克思等，確實有進步之處，但也有幾點值得點出的退步之處：（1）著力在技術建構的過程，卻不關心選擇了某項技術所造成的社會後果；（2）關注形塑科技物的相關社會團體的同時，卻遺漏、忘記了無資源進場角逐、被蓄意排除，卻受科技物影響的社會團體；（3）無意進一步探索種種形塑技術轉變的社會行動背後的根本成因。

這三點倒退，Winner點出，一大部份是源於技術的社會建構派的理論是挪移自科學的知識社會學（SSK,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詮釋彈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這樣一個技術的社會建構論(SCOT,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中最重要的概念便體現了這一點：由於社會建構派承襲了原先科學的知識社會學對信念之對錯保持不可知論的態度，使得這樣的理論概念，在需要對於技術做出道德或政治判斷時沒什麼助益（或者說沒有什麼興趣去下判斷）—這樣的結果就是，過度強調「詮釋彈性」與主張技術物是「中性的」沒有什麼差別，或者具有相同的效果[1]。

當時社會建構派的研究彰顯了科技尤其社會建構過程，這樣的研究對於現代科技社會的許多問題或有幫助：既然科技不是依據既有的、內在的單一邏輯「進步」，而是許多社會因素所構成的，那麼另外一種科技發展路徑是可能的。但除此之外，就只是不斷地重複又重複：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

雖然技術的社會建構派現在已經不完全如Winner這篇文章所批評的那樣，但我認為這些批評到現在對於研究者仍是很重要的提醒（多少的論文只是要證實又證實：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也確實指出技術的社會建構論在理論上的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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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術的社會建構派提出「詮釋彈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的概念，指出同一技術物對不同群體而言具有許多不同的涵義與問題。但需要注意的是，詮釋彈性不是無限的。過度誇大詮釋的彈性甚至無限，技術物將變成了「中性的」—只看人們如何看待與運用—物的重要性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