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7日 星期三
「匱乏模型」有何問題？
「匱乏模型」有什麼問題，我認為有必要弄得清楚些。
「匱乏模型」（deficit model，或譯「欠缺模式」）在PUS（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或PAT（public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的發展脈絡下，之所以被批評，在於其有一個假設「了解科學就會喜歡科學」（to know science is to love it），反過來說就是「民眾不接受科技是因為他們無知」。譬如：認為民眾不接受綠能科技是因為無知或資訊不足。過去一些調查研究發現民眾接受科技與否和民眾有無科技知識未必相關。這是「匱乏模型」主要的問題。
那麼，如果我們主張：「要來討論科技問題、解決科技爭議，民眾多了解科學或技術知識會更恰當」，這可能是錯的也可能是對的、也是可以討論，但我們做出此宣稱時，未必預設了「匱乏模型」—因為我們沒有主張民眾的抵抗是出於無知。同理，若我們主張「民眾也需要科技知識」同樣不必是種「匱乏模型」。
2013年3月23日 星期六
STS(er)能否對環境運動別有貢獻？
自從去參加了第二屆年會以來，我一直有個困惑：對於台灣許多關注環境問題的人而言，STS究竟意味著什麼、STS到底在何處能有有別於其他學科、現有台灣環境運動論述的貢獻。尤其近來愈來愈多人強調科技爭議中的「STS觀點」的時候。
STS在科技爭議中的長處，可以總歸為兩點：第1點是質疑知識的純粹性；第2點則是挖掘科學家以外常民可能的貢獻。
第1點一般可追溯至Kuhn與SSK的論點：科學不是真理、科學會受到社會因素所影響—但通常也就僅止於這種泛泛之談。也正因為如此，粗糙的利益說常常在此現形：有些STSer質疑科學家或技術官僚對於某些現象的因果性宣稱、認為十分可疑、值得爭辯，甚至未經什麼考據便認定特定科學家「只是」由於利益而做出某些STSer所不喜愛的科學結論。但這些STSer主張的、特定科學家或技術官僚的宣稱與利益間的因果關係通常沒有更高的可信度。甚至，有些時候會讓人有這樣的印象：僅僅因為「科學家」這個身份，使科學家因此就成為了認識論上的弱勢—科學家的結論只取決於他的利益！（一如過去認為的常民基於「常民」這個身份而無法參與爭議那樣荒謬）連帶地出現另外一個問題：有些STSer不斷強調科學家無法代言自然，但非科學家則卻由於一些神祕的理由抓住了獅子的尾巴。
當然，每個人都可以辯護，一些STSer在特定這些爭議與運動之中，隨意指稱特定科學家的宣稱是被特定利益決定性地影響（但作為社會科學家的STSer確可以跳脫這種束縛），或是未經嚴格檢驗便杜撰出「常民專家」——這些行動都是出自於倫理上的考量：即技術官僚與科學家在爭議之中於制度上佔有優勢地位與資源，因而STSer應該要支援處於弱勢的行動者，或為其發聲，並不對稱地消弱在制度面有優勢的科學家，這是可以接受的。這種風行於許多社會科學領域內的信念，是很可以理解的，也的確在追求「正義」（誰的？）的過程中需要被記得。
但是，如果僅僅只是出於這種信念，STSer就可以不用在過去所擅長的問題（科學家如何受到特定利益影響？常民如何有專業技能？）中做出嚴謹分析，甚至暗示科學知識與技術物「只是」利益產物（這只能顯示分析者對科學與技術物的全然無知—他們大概相信社會甚至宇宙是由一堆觀念所組成的），那麼我委婉的結論是：在這種方式下，STSer（而不是STS觀點）無法對科技爭議與環境運動做出有別於現有環境運動者、或既有社會科學的貢獻。因為這些方式或看法早存於既有的社會科學內、以及環境運動的論述之中。
STS在科技爭議中的長處，可以總歸為兩點：第1點是質疑知識的純粹性；第2點則是挖掘科學家以外常民可能的貢獻。
第1點一般可追溯至Kuhn與SSK的論點：科學不是真理、科學會受到社會因素所影響—但通常也就僅止於這種泛泛之談。也正因為如此，粗糙的利益說常常在此現形：有些STSer質疑科學家或技術官僚對於某些現象的因果性宣稱、認為十分可疑、值得爭辯，甚至未經什麼考據便認定特定科學家「只是」由於利益而做出某些STSer所不喜愛的科學結論。但這些STSer主張的、特定科學家或技術官僚的宣稱與利益間的因果關係通常沒有更高的可信度。甚至，有些時候會讓人有這樣的印象：僅僅因為「科學家」這個身份，使科學家因此就成為了認識論上的弱勢—科學家的結論只取決於他的利益！（一如過去認為的常民基於「常民」這個身份而無法參與爭議那樣荒謬）連帶地出現另外一個問題：有些STSer不斷強調科學家無法代言自然，但非科學家則卻由於一些神祕的理由抓住了獅子的尾巴。
當然，每個人都可以辯護，一些STSer在特定這些爭議與運動之中，隨意指稱特定科學家的宣稱是被特定利益決定性地影響（但作為社會科學家的STSer確可以跳脫這種束縛），或是未經嚴格檢驗便杜撰出「常民專家」——這些行動都是出自於倫理上的考量：即技術官僚與科學家在爭議之中於制度上佔有優勢地位與資源，因而STSer應該要支援處於弱勢的行動者，或為其發聲，並不對稱地消弱在制度面有優勢的科學家，這是可以接受的。這種風行於許多社會科學領域內的信念，是很可以理解的，也的確在追求「正義」（誰的？）的過程中需要被記得。
但是，如果僅僅只是出於這種信念，STSer就可以不用在過去所擅長的問題（科學家如何受到特定利益影響？常民如何有專業技能？）中做出嚴謹分析，甚至暗示科學知識與技術物「只是」利益產物（這只能顯示分析者對科學與技術物的全然無知—他們大概相信社會甚至宇宙是由一堆觀念所組成的），那麼我委婉的結論是：在這種方式下，STSer（而不是STS觀點）無法對科技爭議與環境運動做出有別於現有環境運動者、或既有社會科學的貢獻。因為這些方式或看法早存於既有的社會科學內、以及環境運動的論述之中。
2013年3月12日 星期二
about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 Public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one can see that public acceptance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s and optimistic attitudes towards science do not automatically relate to people's knowledge of science. In other words, the most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sections of society and the most scientifically 'literate' nations are not the most deferential to science. Contrary to the simplistic notions of PAT, just encouraging the public to become more knowledgeable about science will not make them more automatically accepting of scientific authority. It seems that knowledgeable citizens may become discriminating 'consumers' of scientific expertise.
Steven Yearley,2005.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p.118
citizen expertise ？
Steven Yearley提到，他曾研究Sheffield的空污管控爭議，其中有科學家提出一個空汙監控的模型，想以此模型紀錄、預測空氣汙染的情況。但在地民眾指出，這個模型有一個預設是：當地的工廠會按照法規規定的時間與總量來排放—科學家除了沒有足夠的經驗證據做此預設外，有親戚在工廠工作的在地人也表示工廠常在規定時間以外或無監測時排放廢氣。[1]
科哲過去有不充份決定論題，Irwin與Wynne進一步指出科學提供的框架不可避免地既是技術上的也會是社會上的，在上述案例即可看到科學家提出的模型有一個關於社會世界的輔助假設。如果這是對的，這個案例揭示了常民可能可以對於社會的了解，加以修正科學家的模型或預測—這是一個技術上的貢獻。這種"citizen expertise"，既不屬於interactional expertise （ex. Act up）也應不屬於contributory expertise（ex. sheep-farmers，對於羊群、土壤有技術上的了解以做出技術上的貢獻）？這或許是Collins' SEE架構中所忽略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1] Steven Yearley, 2005."Experts in Public: Publics' Relationships to Scientific Authority",in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pp.113.128.
科哲過去有不充份決定論題，Irwin與Wynne進一步指出科學提供的框架不可避免地既是技術上的也會是社會上的，在上述案例即可看到科學家提出的模型有一個關於社會世界的輔助假設。如果這是對的，這個案例揭示了常民可能可以對於社會的了解，加以修正科學家的模型或預測—這是一個技術上的貢獻。這種"citizen expertise"，既不屬於interactional expertise （ex. Act up）也應不屬於contributory expertise（ex. sheep-farmers，對於羊群、土壤有技術上的了解以做出技術上的貢獻）？這或許是Collins' SEE架構中所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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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ven Yearley, 2005."Experts in Public: Publics' Relationships to Scientific Authority",in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pp.113.128.
2013年2月7日 星期四
爭議中的「不可共量性」？
常見一些爭議中會出現這樣的評論：他們在不同的「典範」之中，爭議中的雙方是不可共量的。
如果只給出這個結論，是一個很糟糕的評論。先不問此處的「典範」為何，我認為這些人應該回覆這個問題：這邊說的「不可共量（性）」是什麼？
依照陳瑞麟或Kuhn，不可共量性有三種意義：標準上的（什麼是該處理的問題、科學與否）／意義上的（「力」是什麼？「質量」是什麼？）／知覺世界的（知覺到的、能看到的就不同）。如果像是Kuhn後期削弱自己宣稱，指的是前二者，那個溝通、翻譯都是可能的，因為我們僅是詮釋上、理解上不同，但還是可能找出「共有的理性」，因而協商、審議民主都是可行的；也連帶地，爭議中多方的專家若坐下來也是可以交換訊息，甚至擬定出更好的決策。然而，倘若爭議中的不可共量性，指的是知覺世界上的不可共量，那意味著爭議中多方他們在根本的知覺經驗上就是不同的—身處在不同的（知覺）世界中（我很懷疑有幾個科技爭議真的是在這個層次上）。如果是這樣，爭議中許多的專家可以說無法溝通，同樣地，審議民主、協商等都是不可能，因為身處在不同世界中，不僅僅是對同樣事物的詮釋有差異，因此沒有共有理性的基礎。如果這是對的，那麼同時主張知覺世界不可共量性又主張審議民主在我看來是奇怪的。
在這邊不是質疑、甚至反對審議民主（就像質疑反核的理由時常飛來一頂「支持核電」帽子），我質疑的是在科技爭議中談「不可共量性」到底有能有什麼意義、產生什麼行動。如果主張最強的、知覺世界的不可共量性，如上述我的推測：此時溝通的基礎（溝通理性）並不存在；而主張最弱的、標準上的不可共量，那麼在我看來直接說「爭議中各方的價值觀不太一樣」、「爭議中各方在乎的事情不同」（經濟或者環境、安全或者成長、工業或者農業）或許會更加加貼切。最後，我的一個小小的推測是：主張爭議各方不可共量，大概只是研究者懶得去分析爭議中各方的「詮釋」或「觀點」究竟有什麼不同。
2012年11月22日 星期四
「後福島核電政策與健康風險」國際研討會後的一點心得
11/9參與於中研院舉辦的「後福島核電政策與健康風險」國際研討會。由於工作關係，僅參與了上午場，有點可惜、但也收穫不少。在上午的場次裡，對我而言較有新意的是何容君與Mycle Schneider的報告。
何容君的報告，我不太清楚研究目的為何，然而特別有趣的是他提到：住在核一、二、三廠周遭的民眾，與其它地區相較，明顯地有比較多人認為核電廠的安全問題被誇大，亦即他們較其他地區住民肯定核電廠的安全性，他們甚至也較認為核四不蓋會造成台灣缺電的問題（其中按照年齡層比較的話，老年人更有此傾向）。相較另外一極貢寮鄉，這樣風險認知的調查結果可說是很讓人訝異、也特別令人玩味。據何容君與團隊的訪談，表示這是鄰避效應使然：因為核一至核三廠周遭的住民，渴望建立核四廠便能令住家鄰近的核電廠除役。然而，除了我們可以問何容君與團隊何以只繼續深入訪談核電廠周遭的住民外，我認為團隊提供的「鄰避效應」解釋，其中的因果關係十分含糊：渴望住家附近核電廠除役如何導致居民「低估」核電廠風險與「錯認」缺電問題？又，是否有可能這些與核一至三廠朝夕共處的老居民，有什麼與英國湖區羊農一般藉由長久經驗累積而成的地方知識或社會傳統？這是值得探究的問題，因為在核電議題上，我們多知道貢寮居民和蘭嶼居民有其地方知識（如對潮汐、漁業、流病的觀察），那麼與核電廠共處更久的核一至和三廠周遭居民，他們又有怎麼樣的地方知識使其「高估」核電廠的安全性？
Mycle Schneider的報告，主要的論證是藉由長時間核電產業的許多重要數據（如建造核電廠到運轉的時間、投入的成本估計、核電廠興建與除役的數量），來反駁現今台灣社會上討論核電的一些特定主張如「核電產業正蓬勃發展」等，特別是—環保團體如綠盟特別強調的—「德國可以發展再生能源主因是可以向法國購買核電」。確實，Mycle Schneider提供堅實的數據足以反駁上述幾樣常見的陳述。然而，這一些數據如果沒有後續進一步的研究告訴我們數據變化背後的解釋，就保留了許多樣不同的詮釋空間，譬如核電廠興建時間的延長，或許是由於環保團體的抗爭、地方人士的背葛，如果是這樣的理由造成興建時間普遍的延長，「興建時間的延長」就很容易排除到科技本身的問題之外。另外，Schneider提供了許多數據，確實反映了全球核電產業的式微趨勢，然而除此之外還能推論到多遠？他與台灣的環保團體似乎企圖將這些數據推論至核電科技的衰弱，並主張不應再發展核電廠（即便在純粹經濟觀點看來也不值得）。可是這樣的趨勢圖就類似股票的技術分析預測，我們其實難以藉此肯定地判斷未來的走勢（但仍舊頗有用—這樣的趨勢下降也意味著技術系統的動量下降，此刻要阻止技術系統的延續確實較有可行性），在的許多技術史中，我們不就看到許多技術物在歷史上是消失過、邊緣化，但又在某刻突然復返舞台的嗎？[1] 又，核電廠作為一種在先進國家逐漸被排斥的老科技，也未必意味著核電廠就不應在台灣繼續運作下去（相反地，智慧型手機全球的使用者直破10億也不意味著人們就必須拋棄鍵盤式手機，或者證實智慧型手機較適用於每個地區）。再者，無論是德國或者法國誰跟誰買什麼樣的電力，其具有歐洲並聯電網的特性與台灣能源發展的環境條件仍是大大不同的。我們究竟能從Schneider提供的數據說出什麼樣重要的技術啟示？我有些懷疑。
最後，康世昊「後福島核電政策與健康風險」國際研討會後記一文很值得參考，他指出了一個問題我尤其同意：
_______________
[1] 例如David Edgerton於2006出版的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便帶讀者看到許多死刑科技、屠宰科技、軍事科技在歷史上的演進，有時隨著社會轉變消失，但又會於一段時間後再度普及。Edgerton的寫作目的之一在於將嚴謹的技術史證據帶入現今許多未來主義式（futurism）的科技討論框架裡，並反駁諸如「科技新才好」、「新科技必然取代舊科技」、「新科技的研製必然會產生許多良好效應」等等的、現今許多科技推動者常常說的科技童話故事。
何容君的報告，我不太清楚研究目的為何，然而特別有趣的是他提到：住在核一、二、三廠周遭的民眾，與其它地區相較，明顯地有比較多人認為核電廠的安全問題被誇大，亦即他們較其他地區住民肯定核電廠的安全性，他們甚至也較認為核四不蓋會造成台灣缺電的問題（其中按照年齡層比較的話，老年人更有此傾向）。相較另外一極貢寮鄉，這樣風險認知的調查結果可說是很讓人訝異、也特別令人玩味。據何容君與團隊的訪談，表示這是鄰避效應使然：因為核一至核三廠周遭的住民，渴望建立核四廠便能令住家鄰近的核電廠除役。然而，除了我們可以問何容君與團隊何以只繼續深入訪談核電廠周遭的住民外，我認為團隊提供的「鄰避效應」解釋，其中的因果關係十分含糊：渴望住家附近核電廠除役如何導致居民「低估」核電廠風險與「錯認」缺電問題？又，是否有可能這些與核一至三廠朝夕共處的老居民，有什麼與英國湖區羊農一般藉由長久經驗累積而成的地方知識或社會傳統？這是值得探究的問題，因為在核電議題上，我們多知道貢寮居民和蘭嶼居民有其地方知識（如對潮汐、漁業、流病的觀察），那麼與核電廠共處更久的核一至和三廠周遭居民，他們又有怎麼樣的地方知識使其「高估」核電廠的安全性？
Mycle Schneider的報告，主要的論證是藉由長時間核電產業的許多重要數據（如建造核電廠到運轉的時間、投入的成本估計、核電廠興建與除役的數量），來反駁現今台灣社會上討論核電的一些特定主張如「核電產業正蓬勃發展」等，特別是—環保團體如綠盟特別強調的—「德國可以發展再生能源主因是可以向法國購買核電」。確實，Mycle Schneider提供堅實的數據足以反駁上述幾樣常見的陳述。然而，這一些數據如果沒有後續進一步的研究告訴我們數據變化背後的解釋，就保留了許多樣不同的詮釋空間，譬如核電廠興建時間的延長，或許是由於環保團體的抗爭、地方人士的背葛，如果是這樣的理由造成興建時間普遍的延長，「興建時間的延長」就很容易排除到科技本身的問題之外。另外，Schneider提供了許多數據，確實反映了全球核電產業的式微趨勢，然而除此之外還能推論到多遠？他與台灣的環保團體似乎企圖將這些數據推論至核電科技的衰弱，並主張不應再發展核電廠（即便在純粹經濟觀點看來也不值得）。可是這樣的趨勢圖就類似股票的技術分析預測，我們其實難以藉此肯定地判斷未來的走勢（但仍舊頗有用—這樣的趨勢下降也意味著技術系統的動量下降，此刻要阻止技術系統的延續確實較有可行性），在的許多技術史中，我們不就看到許多技術物在歷史上是消失過、邊緣化，但又在某刻突然復返舞台的嗎？[1] 又，核電廠作為一種在先進國家逐漸被排斥的老科技，也未必意味著核電廠就不應在台灣繼續運作下去（相反地，智慧型手機全球的使用者直破10億也不意味著人們就必須拋棄鍵盤式手機，或者證實智慧型手機較適用於每個地區）。再者，無論是德國或者法國誰跟誰買什麼樣的電力，其具有歐洲並聯電網的特性與台灣能源發展的環境條件仍是大大不同的。我們究竟能從Schneider提供的數據說出什麼樣重要的技術啟示？我有些懷疑。
最後，康世昊「後福島核電政策與健康風險」國際研討會後記一文很值得參考，他指出了一個問題我尤其同意：
...所謂更多資訊開放更多元思考面向的參與式民主，為何就可以是未來解決核能爭議的重要機制。（...）幾位學者的分析裡，多少都有凌空飛來一筆對核能爭議如何朝向權力平衡的建言，卻又無視於其抽象的建言，反核團體早已有所行動，卻也未必見成效！在台灣的例子上，根本的權力不平衡之一就受限於反對者能否不斷地生產具科學形貌的核電專業知識，以求能擠身封閉專業知識政體勉強開放的舞台 （各種形式公共參與），進行知識詮釋權的近距離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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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David Edgerton於2006出版的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便帶讀者看到許多死刑科技、屠宰科技、軍事科技在歷史上的演進，有時隨著社會轉變消失，但又會於一段時間後再度普及。Edgerton的寫作目的之一在於將嚴謹的技術史證據帶入現今許多未來主義式（futurism）的科技討論框架裡，並反駁諸如「科技新才好」、「新科技必然取代舊科技」、「新科技的研製必然會產生許多良好效應」等等的、現今許多科技推動者常常說的科技童話故事。
2012年7月30日 星期一
粗糙「利益說」的缺陷
之前曾這樣寫過：
前幾天朋友提到中部一些環保團體與台電合作空污監測計畫一段時間後，在意見、主張上和其它環保團體越來越遠，甚至與台電的越加相似。地方上的一些環保團體便批評他們被台電收買、收編……等等。這讓我想到Epstein的愛滋療法運動的研究。Epstein特別提到愛滋療法社運團體中那些有能力接近醫學團體、政府機構的那些「常民專家（lay-expert）」，隨著時間過去，他們的意見變得保守、與社運團體的意見開始有了些距離 [1]——這個時候我們應當如何解釋？「收買」、「收編」、「利益關係」……這些是很常見的解釋—這樣的解釋的確有可能，但如果無法證實「利益」與「生產出的知識／宣稱的主張」間的因果關係，我們就沒有理由認為「因為他們越來越了解實際情況」這個解釋的說服力比較低。 [2]
這種簡單的「利益」與「知識」間關係的模型，常（但不止於）出現在大眾評論中：遇到不喜歡的主張，先找主張者相關的利益、斷言此一主張是源於某一利益，比如說Y所描述的情況，或許多臺灣電力與石化廠的爭議中，都很容易可以見到這些激昂卻無力的批評—因為某一主張提出者有一個利益，這項利益「必定」導致該主張，因此該主張可忽略。因為某學者常常為石化業做研究、因為某公司要賺錢、因為某環保人士收了核電集團或邪惡大企業的錢……所以他們的意見都只是利益的產物，不需要認真看待。（比如說苦勞網對於Patrick Moore的報導）
這是一種極為粗糙的、知識的社會決定論：任何主張，即便是科學知識，都「只是」利益的反映。抱持這一模型會有嚴重的問題：倘若遵照SSK(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的「對稱性(symmetry)」原則來看，爭議中正反兩方科學家／環保人士的研究或主張同樣有問題、可忽略 [3][4]，進一步：我們完全不再需要參考任何科學研究。或者我可以作個小小的結論：認為某一利益關係「必然導致」某一科學研究之結論者，是反科學的。
_______________
[1] Epstein, 2004,「民主、專業知識、和愛滋療法社會運動」，《科技渴望性別》，頁225-256。
[2] 這一部份也是我研究到現在的反省。對於自己的研究，我現在的觀點越來越遠離研究初始時的看法，而轉換後的觀點的確也越來越保守。但是我並不認為那只是因為我受到一些特定的利益所影響。
[3] 在經驗上，這個模型也是有問題的，比如說反中科的學者不會因為拿了國科會的錢就轉而支持中科。
[4] 有個方式可以挽救這個模型的缺陷，這個挽救方式確實常被採用，那就是非對稱的解釋模式：只有自己不喜歡、不接受、反對的主張才是源於利益。
一種對於科學家的無聊指控是：科學家收了錢。比如說運動團體或民眾時常批評孟山都資助的科學家、贊成核能發展的科學家、石化產業聘請的科學家……。科學家收了錢，so what？ 科學家自己的利益與生產出的知識，可能有因果關係可能也沒有。如無法指出利益與知識的因果關係，這種指控的價值並不大。
前幾天朋友提到中部一些環保團體與台電合作空污監測計畫一段時間後，在意見、主張上和其它環保團體越來越遠，甚至與台電的越加相似。地方上的一些環保團體便批評他們被台電收買、收編……等等。這讓我想到Epstein的愛滋療法運動的研究。Epstein特別提到愛滋療法社運團體中那些有能力接近醫學團體、政府機構的那些「常民專家（lay-expert）」，隨著時間過去，他們的意見變得保守、與社運團體的意見開始有了些距離 [1]——這個時候我們應當如何解釋？「收買」、「收編」、「利益關係」……這些是很常見的解釋—這樣的解釋的確有可能，但如果無法證實「利益」與「生產出的知識／宣稱的主張」間的因果關係，我們就沒有理由認為「因為他們越來越了解實際情況」這個解釋的說服力比較低。 [2]
這種簡單的「利益」與「知識」間關係的模型，常（但不止於）出現在大眾評論中：遇到不喜歡的主張，先找主張者相關的利益、斷言此一主張是源於某一利益，比如說Y所描述的情況，或許多臺灣電力與石化廠的爭議中，都很容易可以見到這些激昂卻無力的批評—因為某一主張提出者有一個利益，這項利益「必定」導致該主張，因此該主張可忽略。因為某學者常常為石化業做研究、因為某公司要賺錢、因為某環保人士收了核電集團或邪惡大企業的錢……所以他們的意見都只是利益的產物，不需要認真看待。（比如說苦勞網對於Patrick Moore的報導）
這是一種極為粗糙的、知識的社會決定論：任何主張，即便是科學知識，都「只是」利益的反映。抱持這一模型會有嚴重的問題：倘若遵照SSK(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的「對稱性(symmetry)」原則來看，爭議中正反兩方科學家／環保人士的研究或主張同樣有問題、可忽略 [3][4]，進一步：我們完全不再需要參考任何科學研究。或者我可以作個小小的結論：認為某一利益關係「必然導致」某一科學研究之結論者，是反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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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pstein, 2004,「民主、專業知識、和愛滋療法社會運動」，《科技渴望性別》，頁225-256。
[2] 這一部份也是我研究到現在的反省。對於自己的研究，我現在的觀點越來越遠離研究初始時的看法，而轉換後的觀點的確也越來越保守。但是我並不認為那只是因為我受到一些特定的利益所影響。
[3] 在經驗上，這個模型也是有問題的，比如說反中科的學者不會因為拿了國科會的錢就轉而支持中科。
[4] 有個方式可以挽救這個模型的缺陷，這個挽救方式確實常被採用，那就是非對稱的解釋模式：只有自己不喜歡、不接受、反對的主張才是源於利益。
2012年6月26日 星期二
我們是否只是在幫助弱勢？
老問題了。以前在C老師的STS課程裡，談到公民參與時，有次討論的議題好像是電塔或焚化爐之類的爭議（記不太清楚了）。老師拋了一個問題給大家，大概是這樣的：為什麼我們在社區民眾抗議電塔或焚化爐蓋在社區附近時，我們會批評政府，而在社區民眾抗議精障者機構設置在社區（社區民眾擔憂精神疾病會透過飛沫或空氣傳染入社區）時卻不會？
「科學有不確定性」、「主觀風險」、「不同的理性」、「在地社會認同」、「對於地方的情感」、「想要守護的生活型態」、「專家已經先設定了問題框架」這些用以抵抗科技官僚的工具在兩個情況下好像都可以使用。
我們是否只是在幫助（我們所認定的）弱勢？
「科學有不確定性」、「主觀風險」、「不同的理性」、「在地社會認同」、「對於地方的情感」、「想要守護的生活型態」、「專家已經先設定了問題框架」這些用以抵抗科技官僚的工具在兩個情況下好像都可以使用。
我們是否只是在幫助（我們所認定的）弱勢？
2012年3月16日 星期五
非對稱的解釋模式
當「專家」做出的結論不是我們想要的、贊同的，就去找出專家學者們的計畫拿了政府多少錢，給討人厭的結論一個社會面解釋：利益、偏見、盲點。當「專家」做出的結論是我們想要的、贊同的，就賦予這種討人喜歡的結論一個非社會的解釋：真理、客觀、中立。這正是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指出的，「非對稱」(asymmetrical)的解釋模式。[1]
這種解釋模式除了會危及知識社會學領地擴張外[2]，最大的缺陷在於只能事後諸葛。在各方專家學者作科學研究、開會討論、籌募經費時，我們很難看出來誰比誰客觀，他們都有各自的利益、偏見、盲點。因此，我們常常難以判定應該仰賴哪位專家（此刻凸顯了一個問題：我們用以判斷何者客觀、理性、可信的依據是什麼？）
這種非對稱的解釋，除了政府、企業內的科技官僚們時常使用外，社運團體也常使用。打造一個不會受到無知群眾干擾的閉門會議和要求一個乾淨、不受權力與利益污染的環評基本上是同一種想像：如果將社會因素完全隔絕於科學之外，客觀、理性、真理…就會在此降臨。那麼，慣用這種解釋模式的人是如何得知真理的降臨？專家結論能為他們背書的時候。
_______________
[1] STSer不見得比較不會犯這樣的錯誤。
[2] 倘若我們以這種非對稱的解釋模型來解釋科學史中許多爭議、理論間的勝敗，將勝出的理論與科學家視為因為其掌握真理而獲勝，這便使得社會學僅侷限於解釋敗陣下來的理論與科學家，其背後的「利益」或「偏見」。
這種解釋模式除了會危及知識社會學領地擴張外[2]，最大的缺陷在於只能事後諸葛。在各方專家學者作科學研究、開會討論、籌募經費時，我們很難看出來誰比誰客觀，他們都有各自的利益、偏見、盲點。因此，我們常常難以判定應該仰賴哪位專家（此刻凸顯了一個問題：我們用以判斷何者客觀、理性、可信的依據是什麼？）
這種非對稱的解釋，除了政府、企業內的科技官僚們時常使用外，社運團體也常使用。打造一個不會受到無知群眾干擾的閉門會議和要求一個乾淨、不受權力與利益污染的環評基本上是同一種想像：如果將社會因素完全隔絕於科學之外，客觀、理性、真理…就會在此降臨。那麼，慣用這種解釋模式的人是如何得知真理的降臨？專家結論能為他們背書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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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Ser不見得比較不會犯這樣的錯誤。
[2] 倘若我們以這種非對稱的解釋模型來解釋科學史中許多爭議、理論間的勝敗，將勝出的理論與科學家視為因為其掌握真理而獲勝，這便使得社會學僅侷限於解釋敗陣下來的理論與科學家，其背後的「利益」或「偏見」。
科技爭議的STS觀點
相信每個人都能感受到，有越來越多的科技爭議在這座島嶼上發生，隨之而生的爭辯以及科學家與科學家間、科學家與民眾間的衝突越來越多。時常佔據報章版面的核四爭議與美牛爭議，就是這樣的例子。
STS研究者對於科技爭議的看法，或許有許多差異，但有兩點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是共識（吧）：（1）科技爭議很難、也很少純粹透過科學證據終結、（2）不只有科學家才夠格對科技爭議表達意見。
科學界很少針對一項問題有穩定長遠的共識，對於議題涉入最深最久的核心科學家們（coreset）形成共識的速度也非如科普傳播所呈現的那樣迅速。[1]研究科學與法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STS學者Sheila Jasanoff，便指出在許多法庭上的科學知識爭議，如公害事件的因果判定，法庭和政策擬定常需要毒物實驗或流病研究等資料來輔佐判斷。但是，動物實驗是否能推論到人的身上？「數量夠多的」人體實驗密集暴露的實驗設置是否等同於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的暴露狀況？……[2] 這些法庭科學不斷出現的問題都彰顯了：面對新興風險，很少有單純依據科學「證據」產生的政策，這種期待也不切實際。
在面對新興的風險議題（暖化、美牛、電磁波…等）時，我們發現這樣的困境是常見的。這種時刻，要做出夠好的抉擇，公共討論的確需要專家的科學知識，但可能不只是專家的科學知識—對於這點，歐美STS界已有豐富的案例研究。最知名的案例有Brian Wynne對於英國湖區牧羊人社群的研究[3] ，以及Steven Epstein對愛滋療法社運團體的分析[4] ，這兩份經典研究均顯示：在科技爭議中，非科學家的參與未必會「污染」、「阻撓」、「拖累」科學家，反而有機會彌補、修正科學家的不足，以產生更適當的科技決策。
在大眾媒體上，一些科學家或者科技官僚對於科技爭議的觀點，多半是認為這是「專家」的領域[6] ，激情、不理性、知識不足的民眾應當被隔離在外，以便產生最好的科技決策。因此，多數的科技爭議，非科學家一般是沒有參與空間的。而即便民眾有參與、有表達的機會管道，他們的意見也時常不被科技官僚重視。例如，洪申翰提過一次參與公民會議的經驗，他看到「專家」們往往為某一科技爭議先設定了一個狹窄的議題框架（例如未來供電是否充足？核電廠本身安全與否？）而排除了許多民眾也會擔憂的問題（例如核廢料的儲藏與分配）。[5] 當民眾於會議中提出後者時，則被專家視為不理性、「證實」了常民沒有參與會議的能力—這是一種奇怪的「理性」標準。
以往被視為非專家的人是可能對科技爭議的解決有所助益的，即便這些人並不是科學家—我們需要一種科技決策的架構，不再將民眾或非科學完全排除，甚至，讓他們有機會貢獻知識，幫助科學家做出更好的判斷。[7]對於政府與學界，讓這樣的架構實現，是一個值得、也應該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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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rry Collins and Robert Evans, “The 3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2), pp.235-296.
[2] 可參考STS學者Sheila Jasanoff的著作Science at the Bar。
[3] Brian Wynne,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s: 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 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eds., A.Irwin & B.Wynne, pp.19-46.
[4] Epstein, 2004,「民主、專業知識、和愛滋療法社會運動」，《科技渴望性別》，頁225-256。
[5] 這樣的現象在歐美或許也是常見的，可參考：Brian Wynn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forming and Obscuring a Political-Conceptual Category Mistake”, EASTS, 2007, No.1, pp.99-110.
[6] 值得提醒的是，許多科技爭議發生時，「誰是專家」本身也會陷入爭議。
[7] 除了STS領域，許多學者也提出類似的主張，不過如何不落入民粹主義是個重要的課題。STS雖然有許多案例顯示某些常民知識的價值與參與決策的貢獻，但那不意謂著民眾參與必定對科技決策有益。區辨哪些人對科技決策有益，是Harry Collins 與 Robert Evans發起的「第三波STS」近年來所努力的目標。
STS研究者對於科技爭議的看法，或許有許多差異，但有兩點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是共識（吧）：（1）科技爭議很難、也很少純粹透過科學證據終結、（2）不只有科學家才夠格對科技爭議表達意見。
科學界很少針對一項問題有穩定長遠的共識，對於議題涉入最深最久的核心科學家們（coreset）形成共識的速度也非如科普傳播所呈現的那樣迅速。[1]研究科學與法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STS學者Sheila Jasanoff，便指出在許多法庭上的科學知識爭議，如公害事件的因果判定，法庭和政策擬定常需要毒物實驗或流病研究等資料來輔佐判斷。但是，動物實驗是否能推論到人的身上？「數量夠多的」人體實驗密集暴露的實驗設置是否等同於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的暴露狀況？……[2] 這些法庭科學不斷出現的問題都彰顯了：面對新興風險，很少有單純依據科學「證據」產生的政策，這種期待也不切實際。
在面對新興的風險議題（暖化、美牛、電磁波…等）時，我們發現這樣的困境是常見的。這種時刻，要做出夠好的抉擇，公共討論的確需要專家的科學知識，但可能不只是專家的科學知識—對於這點，歐美STS界已有豐富的案例研究。最知名的案例有Brian Wynne對於英國湖區牧羊人社群的研究[3] ，以及Steven Epstein對愛滋療法社運團體的分析[4] ，這兩份經典研究均顯示：在科技爭議中，非科學家的參與未必會「污染」、「阻撓」、「拖累」科學家，反而有機會彌補、修正科學家的不足，以產生更適當的科技決策。
在大眾媒體上，一些科學家或者科技官僚對於科技爭議的觀點，多半是認為這是「專家」的領域[6] ，激情、不理性、知識不足的民眾應當被隔離在外，以便產生最好的科技決策。因此，多數的科技爭議，非科學家一般是沒有參與空間的。而即便民眾有參與、有表達的機會管道，他們的意見也時常不被科技官僚重視。例如，洪申翰提過一次參與公民會議的經驗，他看到「專家」們往往為某一科技爭議先設定了一個狹窄的議題框架（例如未來供電是否充足？核電廠本身安全與否？）而排除了許多民眾也會擔憂的問題（例如核廢料的儲藏與分配）。[5] 當民眾於會議中提出後者時，則被專家視為不理性、「證實」了常民沒有參與會議的能力—這是一種奇怪的「理性」標準。
以往被視為非專家的人是可能對科技爭議的解決有所助益的，即便這些人並不是科學家—我們需要一種科技決策的架構，不再將民眾或非科學完全排除，甚至，讓他們有機會貢獻知識，幫助科學家做出更好的判斷。[7]對於政府與學界，讓這樣的架構實現，是一個值得、也應該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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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rry Collins and Robert Evans, “The 3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2), pp.235-296.
[2] 可參考STS學者Sheila Jasanoff的著作Science at the Bar。
[3] Brian Wynne,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s: 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 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eds., A.Irwin & B.Wynne, pp.19-46.
[4] Epstein, 2004,「民主、專業知識、和愛滋療法社會運動」，《科技渴望性別》，頁225-256。
[5] 這樣的現象在歐美或許也是常見的，可參考：Brian Wynn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forming and Obscuring a Political-Conceptual Category Mistake”, EASTS, 2007, No.1, pp.99-110.
[6] 值得提醒的是，許多科技爭議發生時，「誰是專家」本身也會陷入爭議。
[7] 除了STS領域，許多學者也提出類似的主張，不過如何不落入民粹主義是個重要的課題。STS雖然有許多案例顯示某些常民知識的價值與參與決策的貢獻，但那不意謂著民眾參與必定對科技決策有益。區辨哪些人對科技決策有益，是Harry Collins 與 Robert Evans發起的「第三波STS」近年來所努力的目標。
歐美科技
許多新的科技物在歐美當地有許多爭議，但到了台灣許多爭議都被略去不談而被迅速接受，甚至被視為應當用力追逐、趕上的目標，甚至視其為一種進步、文明、啟蒙、解藥[1]—這樣的現象是在讀歐美技術研究的文獻很少會提到的。但這在台灣卻似乎是個慣常的現象。或許這是台灣相對於歐美的一個特殊性。[2]
台灣對於歐美科技或科學方案的迅速接受是個有趣的議題。許多歐美的技術研究的重點與理論企圖是要解釋在許多爭議下一項科技如何推展被接納、至穩定發展。相對於此，台灣的科技爭議研究或許需要多去回答「為何一個科技物的推展過程中沒有什麼爭議？」，這個問題，我感覺西方的幾個知名理論並無法做出夠好的解釋。這或許是臺灣的STS研究者可以嘗試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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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乳房攝影的技術。根據一位同學的研究，在美國，乳房攝影這項技術與相關的篩檢政策到現在都有許許多多的爭議，在科學上或在社會上均然—適合用於檢測幾歲的婦女、偽陽性的問題、對降低死亡率有無幫助、輻射劑量的風險……等—除了有醫師間的論戰，也出版了許多探討乳房攝影技術與政策爭議學術與大眾書籍。相對於此，引進此項技術的臺灣，婦女團體與病友團體也一致將乳房攝影技術視為是希望、是救星，在比例上，卻極少關注到此技術的許多爭議。
[2] 我覺得制度，譬如TNR也是這樣，忽略了許多科學上的爭議、將不接受的社區解釋為進步意識不足。理性是辯詞而非動機。前幾天我聽教授們稱讚歐美的過勞死的標準，無關好壞，只是讓我想到許多災難科技引進時或許也是被這樣談論的吧。
台灣對於歐美科技或科學方案的迅速接受是個有趣的議題。許多歐美的技術研究的重點與理論企圖是要解釋在許多爭議下一項科技如何推展被接納、至穩定發展。相對於此，台灣的科技爭議研究或許需要多去回答「為何一個科技物的推展過程中沒有什麼爭議？」，這個問題，我感覺西方的幾個知名理論並無法做出夠好的解釋。這或許是臺灣的STS研究者可以嘗試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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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乳房攝影的技術。根據一位同學的研究，在美國，乳房攝影這項技術與相關的篩檢政策到現在都有許許多多的爭議，在科學上或在社會上均然—適合用於檢測幾歲的婦女、偽陽性的問題、對降低死亡率有無幫助、輻射劑量的風險……等—除了有醫師間的論戰，也出版了許多探討乳房攝影技術與政策爭議學術與大眾書籍。相對於此，引進此項技術的臺灣，婦女團體與病友團體也一致將乳房攝影技術視為是希望、是救星，在比例上，卻極少關注到此技術的許多爭議。
[2] 我覺得制度，譬如TNR也是這樣，忽略了許多科學上的爭議、將不接受的社區解釋為進步意識不足。理性是辯詞而非動機。前幾天我聽教授們稱讚歐美的過勞死的標準，無關好壞，只是讓我想到許多災難科技引進時或許也是被這樣談論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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