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對稱的解釋模式

當「專家」做出的結論不是我們想要的、贊同的，就去找出專家學者們的計畫拿了政府多少錢，給討人厭的結論一個社會面解釋：利益、偏見、盲點。當「專家」做出的結論是我們想要的、贊同的，就賦予這種討人喜歡的結論一個非社會的解釋：真理、客觀、中立。這正是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指出的，「非對稱」(asymmetrical)的解釋模式。[1]

這種解釋模式除了會危及知識社會學領地擴張外[2]，最大的缺陷在於只能事後諸葛。在各方專家學者作科學研究、開會討論、籌募經費時，我們很難看出來誰比誰客觀，他們都有各自的利益、偏見、盲點。因此，我們常常難以判定應該仰賴哪位專家（此刻凸顯了一個問題：我們用以判斷何者客觀、理性、可信的依據是什麼？）

這種非對稱的解釋，除了政府、企業內的科技官僚們時常使用外，社運團體也常使用。打造一個不會受到無知群眾干擾的閉門會議和要求一個乾淨、不受權力與利益污染的環評基本上是同一種想像：如果將社會因素完全隔絕於科學之外，客觀、理性、真理…就會在此降臨。那麼，慣用這種解釋模式的人是如何得知真理的降臨？專家結論能為他們背書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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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Ser不見得比較不會犯這樣的錯誤。
[2] 倘若我們以這種非對稱的解釋模型來解釋科學史中許多爭議、理論間的勝敗，將勝出的理論與科學家視為因為其掌握真理而獲勝，這便使得社會學僅侷限於解釋敗陣下來的理論與科學家，其背後的「利益」或「偏見」。

科技爭議的STS觀點

相信每個人都能感受到，有越來越多的科技爭議在這座島嶼上發生，隨之而生的爭辯以及科學家與科學家間、科學家與民眾間的衝突越來越多。時常佔據報章版面的核四爭議與美牛爭議，就是這樣的例子。

STS研究者對於科技爭議的看法，或許有許多差異，但有兩點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是共識（吧）：（1）科技爭議很難、也很少純粹透過科學證據終結、（2）不只有科學家才夠格對科技爭議表達意見。

科學界很少針對一項問題有穩定長遠的共識，對於議題涉入最深最久的核心科學家們（coreset）形成共識的速度也非如科普傳播所呈現的那樣迅速。[1]研究科學與法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STS學者Sheila Jasanoff，便指出在許多法庭上的科學知識爭議，如公害事件的因果判定，法庭和政策擬定常需要毒物實驗或流病研究等資料來輔佐判斷。但是，動物實驗是否能推論到人的身上？「數量夠多的」人體實驗密集暴露的實驗設置是否等同於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的暴露狀況？……[2] 這些法庭科學不斷出現的問題都彰顯了：面對新興風險，很少有單純依據科學「證據」產生的政策，這種期待也不切實際。

在面對新興的風險議題（暖化、美牛、電磁波…等）時，我們發現這樣的困境是常見的。這種時刻，要做出夠好的抉擇，公共討論的確需要專家的科學知識，但可能不只是專家的科學知識—對於這點，歐美STS界已有豐富的案例研究。最知名的案例有Brian Wynne對於英國湖區牧羊人社群的研究[3] ，以及Steven Epstein對愛滋療法社運團體的分析[4] ，這兩份經典研究均顯示：在科技爭議中，非科學家的參與未必會「污染」、「阻撓」、「拖累」科學家，反而有機會彌補、修正科學家的不足，以產生更適當的科技決策。

在大眾媒體上，一些科學家或者科技官僚對於科技爭議的觀點，多半是認為這是「專家」的領域[6] ，激情、不理性、知識不足的民眾應當被隔離在外，以便產生最好的科技決策。因此，多數的科技爭議，非科學家一般是沒有參與空間的。而即便民眾有參與、有表達的機會管道，他們的意見也時常不被科技官僚重視。例如，洪申翰提過一次參與公民會議的經驗，他看到「專家」們往往為某一科技爭議先設定了一個狹窄的議題框架（例如未來供電是否充足？核電廠本身安全與否？）而排除了許多民眾也會擔憂的問題（例如核廢料的儲藏與分配）。[5] 當民眾於會議中提出後者時，則被專家視為不理性、「證實」了常民沒有參與會議的能力—這是一種奇怪的「理性」標準。

以往被視為非專家的人是可能對科技爭議的解決有所助益的，即便這些人並不是科學家—我們需要一種科技決策的架構，不再將民眾或非科學完全排除，甚至，讓他們有機會貢獻知識，幫助科學家做出更好的判斷。[7]對於政府與學界，讓這樣的架構實現，是一個值得、也應該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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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rry Collins and Robert Evans, “The 3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2), pp.235-296.
[2] 可參考STS學者Sheila Jasanoff的著作Science at the Bar。
[3] Brian Wynne,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s: 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 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eds., A.Irwin & B.Wynne, pp.19-46.
[4] Epstein, 2004,「民主、專業知識、和愛滋療法社會運動」，《科技渴望性別》，頁225-256。
[5] 這樣的現象在歐美或許也是常見的，可參考：Brian Wynn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forming and Obscuring a Political-Conceptual Category Mistake”, EASTS, 2007, No.1, pp.99-110.
[6] 值得提醒的是，許多科技爭議發生時，「誰是專家」本身也會陷入爭議。
[7] 除了STS領域，許多學者也提出類似的主張，不過如何不落入民粹主義是個重要的課題。STS雖然有許多案例顯示某些常民知識的價值與參與決策的貢獻，但那不意謂著民眾參與必定對科技決策有益。區辨哪些人對科技決策有益，是Harry Collins 與 Robert Evans發起的「第三波STS」近年來所努力的目標。

技術問題就是社會問題

來到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機場廁所，打掃阿姨長年因男士對不準小便斗，漏出整地的尿液所苦惱，儘管貼上宣導標語，卻仍然不見成效。聰明的設計師發現這個問題，於是在便斗中央，畫上一隻蒼蠅作為尿尿時的箭靶。經過一夜測試之後，地板的漏尿面積也降低80%，難題輕鬆被解決。而這就是Nudge的威力，善用巧妙的設計，引導人們的做出下意識的行為，達成原先設定的目標。

〈1分鐘帶你認識綠色心理學：「Nudge」〉[1]

用技術物來解決社會問題有時是很有效的，但也需要注意到，這種手段與許多政策一樣，都可能進一步重塑社會關係，也未必僅具正面功效。如畢恆達就曾〈排除異己的公共空間〉中指出，某些公園躺椅和車站座椅的特殊扶手是被設計用來排除遊民。這樣的設計，在前陣子「應曉薇事件」中，也逐漸受到注意。因此，技術物件的設計往往不只是技術細節的問題，也是社會與政治的議題。

技術哲學家Langdon Winner便曾細緻地處理過這組問題，論道技術選擇有時是很重要的政治抉擇。在他知名且具廣大影響力的著作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中，首先便舉出了許多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以證實：（1）使用某一技術物，我們可以擁有的行為選項便會有所轉變、（2）當社會接納某一技術物後，不但社會中的許多規範便得再協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會有所轉變。例如，當開始採用網路繳交作業後，教師發現他們必須和學生去協商電腦故障等狀況下成績的評定辦法；關係的轉變有時不限於少數人之間，例如電視機於社會中普及以後，即便個人不在家中裝設電視機，仍必須面對許多社交活動中對於電視節目的討論—在這個意義上，電視機是一個人「關不掉的」。Winner先用這些例子論證：選擇一項科技物，有時是選擇我們要什麼樣的世界。[2]

接續於後的，便是Winner最著名的問句「技術物有政治性嗎？(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Winner首先舉知名建築師Robert Moses在紐約所建造的低架橋為例，指出建築師是刻意將這些橋蓋得特別低，使得當時多為黑人搭乘的巴士無法抵達海灘，以達到種族隔離的效果。[3] 除了設計者刻意透過技術物達到的政治效果，有些技術物在Winner的眼中是具有一「天生的」、難以抹除的政治性。核電廠就是這樣的例子。Winner分析道，核電廠所需要的燃料與副產品—鈾與鈽—在管理、儲存與後續回收、污染控制上，就是需要一個傾向集權管控的組織才能有效地處理這些實務上的「技術需求」。這使得使用核電廠、接納核電作為供電來源，就為使得集權管理正當化、令國家組織朝著集權的方向發展。

一旦技術物如核電廠興建且開始運轉了，則調整社會生活去配合技術需求的理由就成為正當，如同春天花開般自然。

〈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收錄於《科技渴望社會》。

既然技術物可能具有政治效果，我們作技術選擇時便該意識到這同時也可能是政治抉擇，且在這之中，不能再單以「技術（細節）問題」作為理由，免於大眾檢視、參與討論與評估。我們應當開始注意生活中許許多多的科技問題，因為那關乎我們的生活會變得如何，也關乎許多重要的政治問題。這將使我們由科技夢遊症(technological somnambulism)中清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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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了透過教育或政策，社會問題確實可能透過設計與改造技術物件來獲得解決，而成效可能更好、更快。但這也並非只限於透過心理學來達成。
[2] 這即是Langdon Winner所言，「技術物作為生活型式（Technologies as Forms of Life）」的意思。 
[3] 當時這些低價橋是否真如Winner所分析的具有種族隔離之效？當時的巴士是否真的無法抵達海灘？相關細節之爭議可參考Bernward Joerges為此而寫的論文“Do Politics have Artefacts?”

技術與身體的意義

周遭許多人拔智齒，K向我提到智齒被許多醫師視為無用，這讓他很好奇這是何時開始的。回顧許多醫療技術的發展，我們可以看見，技術的推動過程中，往往也需要推動者去經營另外一套身體觀與社會關係。例如，在吳嘉苓研究人工生殖科技的一篇論文中，我們就看到了不同受孕技術引入台灣時，醫師們會隨著技術去經營一套說／做法：血緣關係重要與否、或混合捐精者與先生的精液使不孕者不那麼排斥捐精技術。[1]

K提到的智齒無用論，也讓我想到先前聽王秀雲介紹他的研究：台灣子宮切除術的歷史。[2]子宮切除術此一技術的興衰史以及施行此手術的多樣原因，同樣也伴隨著「子宮」這個器官的意義轉變—子宮可能是：生小孩的器具、無用的癌症未爆彈、「女人」必備的器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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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u, Chia-Ling. 2011. “Managing Multiple Masculinities in Donor Insemination: Doctors Configuring Infertile Men and Sperm Donors in Taiwa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33 (1) .
[2] 這個研究，除了展示了此技術發展過程中的醫病關係與性別權力關係外，也交代了子宮切除術與輸卵管結紮術這兩項技術既競爭又相輔的關係。相較於一些單單旨／只在「為婦女發聲」的研究有趣也複雜許多。不知道現在史否以發表至期刊，有興趣者可參考《護理與社會︰跨界的對話與創新》中的「子宮切除的歷史︰醫療知識、性別與女人的經驗」。
[3] 這份研究中，讓我尤感有趣的是，在1960年代的臺灣，切除子宮對於當時一些醫師與婦女而言，具有「積極、進步」的意義。

歐美科技

許多新的科技物在歐美當地有許多爭議，但到了台灣許多爭議都被略去不談而被迅速接受，甚至被視為應當用力追逐、趕上的目標，甚至視其為一種進步、文明、啟蒙、解藥[1]—這樣的現象是在讀歐美技術研究的文獻很少會提到的。但這在台灣卻似乎是個慣常的現象。或許這是台灣相對於歐美的一個特殊性。[2]

台灣對於歐美科技或科學方案的迅速接受是個有趣的議題。許多歐美的技術研究的重點與理論企圖是要解釋在許多爭議下一項科技如何推展被接納、至穩定發展。相對於此，台灣的科技爭議研究或許需要多去回答「為何一個科技物的推展過程中沒有什麼爭議？」，這個問題，我感覺西方的幾個知名理論並無法做出夠好的解釋。這或許是臺灣的STS研究者可以嘗試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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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乳房攝影的技術。根據一位同學的研究，在美國，乳房攝影這項技術與相關的篩檢政策到現在都有許許多多的爭議，在科學上或在社會上均然—適合用於檢測幾歲的婦女、偽陽性的問題、對降低死亡率有無幫助、輻射劑量的風險……等—除了有醫師間的論戰，也出版了許多探討乳房攝影技術與政策爭議學術與大眾書籍。相對於此，引進此項技術的臺灣，婦女團體與病友團體也一致將乳房攝影技術視為是希望、是救星，在比例上，卻極少關注到此技術的許多爭議。
[2] 我覺得制度，譬如TNR也是這樣，忽略了許多科學上的爭議、將不接受的社區解釋為進步意識不足。理性是辯詞而非動機。前幾天我聽教授們稱讚歐美的過勞死的標準，無關好壞，只是讓我想到許多災難科技引進時或許也是被這樣談論的吧。

社會建構派打開科技的黑箱……然後呢？

前幾天讀了Langdon Winner的Social Constructivism: Open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修改自1991年的會議論文：Up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這篇文章是對於當時技術社會學(sociology of technology)中社會建構派的批評：這些人打開了科技的黑箱，但裡頭卻空空如也—社會建構派細緻地呈現科技演變過程中非線性、動態、交互的社會建構過程，卻畏縮／無能於做出更加緊要的判斷。

Winner認為，社會建構派的這些研究者，相較於前一代、探究技術與社會間之關係的理論家們，如馬克思等，確實有進步之處，但也有幾點值得點出的退步之處：（1）著力在技術建構的過程，卻不關心選擇了某項技術所造成的社會後果；（2）關注形塑科技物的相關社會團體的同時，卻遺漏、忘記了無資源進場角逐、被蓄意排除，卻受科技物影響的社會團體；（3）無意進一步探索種種形塑技術轉變的社會行動背後的根本成因。

這三點倒退，Winner點出，一大部份是源於技術的社會建構派的理論是挪移自科學的知識社會學（SSK,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詮釋彈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這樣一個技術的社會建構論(SCOT,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中最重要的概念便體現了這一點：由於社會建構派承襲了原先科學的知識社會學對信念之對錯保持不可知論的態度，使得這樣的理論概念，在需要對於技術做出道德或政治判斷時沒什麼助益（或者說沒有什麼興趣去下判斷）—這樣的結果就是，過度強調「詮釋彈性」與主張技術物是「中性的」沒有什麼差別，或者具有相同的效果[1]。

當時社會建構派的研究彰顯了科技尤其社會建構過程，這樣的研究對於現代科技社會的許多問題或有幫助：既然科技不是依據既有的、內在的單一邏輯「進步」，而是許多社會因素所構成的，那麼另外一種科技發展路徑是可能的。但除此之外，就只是不斷地重複又重複：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

雖然技術的社會建構派現在已經不完全如Winner這篇文章所批評的那樣，但我認為這些批評到現在對於研究者仍是很重要的提醒（多少的論文只是要證實又證實：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科技是……），也確實指出技術的社會建構論在理論上的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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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術的社會建構派提出「詮釋彈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的概念，指出同一技術物對不同群體而言具有許多不同的涵義與問題。但需要注意的是，詮釋彈性不是無限的。過度誇大詮釋的彈性甚至無限，技術物將變成了「中性的」—只看人們如何看待與運用—物的重要性就消失了。